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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口角度的中国经济增长与主要社会问题解读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03-11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Major Social Issues from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基于人口角度的中国经济增长与主要社会问题解读
■ 刘潍坊

就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路径选择、内需结构变化,及当代一系列诸如高房价、生育、养老社会问题的产生,本质都可通过人口角度进行部分解释。本文先分析中国人口状况变迁,然后从经济增长、需求结构角度对当下相关社会问题予以解读

按照宏观经济增长理论,一国总产出增长可用人口增长予以部分解释,欠发达国家发展初期几乎全部依赖于劳动力增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驱动农业发展;与资本结合,直接驱动生产性行业发展;劳动力与技术进步结合,驱动创新性行业发展;人口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社会总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模式选择。

中国人口增长状况分析

中国的人口增长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以20世纪80年代末期温饱问题的解决为界,第一阶段,人口作为生产要素与总产出相互影响,具有很强关联性;第二阶段,人口增速放缓,更多通过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总需求来影响总产出。

第一阶段:建国后至80年代中后期
此阶段出现了三次生育高峰期,即1950~1958、1962~973、1985~1990,其中第二波出生总人口及增速最大,10年间中国新出生人口大约在2.8亿以上,人口增速最高年均3%以上,三次生育高峰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经济增长及需求结构的主要基调。这一阶段的典型特点是:
1.人口增长受历史事件影响显著。第一次生育高峰是建国后到大跃进时期,此后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出现唯一的负增长。灾害结束后人口迅速反弹出现第二次生育高峰,整整持续10年,至1970年高点后生育率逐年走低。改革开放后生育率再次抬头出现至今最后一波生育高峰期。
2.人口与经济增长高度拟合,显示二者极强相关性,但此时人口增长更加受经济增长制约。
该时期人民普遍具有高生育意愿,但尚未实现温饱,所以最终人口增长取决于能否温饱。这也解释了为何该阶段人口高峰与历史事件高度吻合,三次生育高峰发生在建国后、三年自然灾害后、改革开放初,这些都是经济相对稳定时期。
3.三次生育高峰有代际叠加影响但逐渐减弱。
1985~1990最后一波生育高峰不仅受改革开放经济改善影响,也是上一波高峰期的代际影响(1962~1973年那波高峰至1985年刚好到结婚生育期)。由于1980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这波高峰显著不及上一轮,是“独生子女”高峰,此后人口增长逐渐走低至今,至2015年前后第三波出生高峰期至生育期,叠加放开二胎影响,人口增速时隔30年后再次抬头向上,但此时绝对增速已至低位,显然难与前三次生育高峰相提并论。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
在三次历史生育高峰后,经济增长与人口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首先温饱问题解决,人口出生不再受制于经济条件,更多受制于制度约束与生育意愿,因此,人口与GDP增长直接关联度降低。其次,人口增长显著放缓,影响经济增长趋势长期放缓。第三,新增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减少,更多是前两次人口高峰期释放的“人口红利”。最后,人口红利主要通过人口内部结构变化、整体素质提升得以释放。
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人口红利释放区分为直接与间接,前者直接影响产出增长与产业结构,后者通过影响内需间接影响产业结构。
1.人口红利的直接释放
人口红利最直接影响即是作为劳动力参与生产,直接影响总产出。虽然人口出生高峰发生在第一阶段(温饱前),但红利真正释放在第二阶段。
第一波人口出生高峰至改革开放初刚好三四十岁壮年,以农民为主,对改革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乡镇企业发展直接贡献了劳动力。
第二波出生高峰期(最高峰)贡献了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前后的直接劳动力增量,在此期间借助充裕劳动力,中国劳动密集型与出口导向性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同时叠加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人均资本与生产效率快速提升。
第三波出生高峰加30年即2015~2020,这波出生人口相比于前两代,虽数量较少,但受教育程度会更高,将更多作为人力资本生产要素,去驱动技术进步与创业创新。而这波高峰期一代也将直接决定中国创新型国家转型能否实现。
综上,三次人口高峰至青壮年后作为劳动力直接参与到生产中,其中第一波驱动农业与乡镇企业,第二波驱动劳动密集与出口导向企业,第三波或将驱动创新型企业,而中国政府也充分利用不同时期劳动力优势拟定国家发展政策,进而确定了改革开放至今的主要发展路径。
2.人口红利的间接释放
除此之外,人口还可通过结构变化来引导总需求变化,进而引致总产出。参照消费生命周期理论,在25岁以前主要是教育性支出,25~35岁是购房性支出,35~60岁是服务型支出(包括金融理财、各类消费),60岁以后是以医疗及养老支出为主。对照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可解释中国需求结构的变迁。
第一波人口出生高峰,虽在改革开放初期正当壮年,应处于服务型支出阶段,但由于该群体以农民为主,经历自然灾害等物质极匮乏时期、叠加当时可供消费商品有限,故而并没有真正享受消费,主要进行储蓄。以农民为主的高储蓄率为中国改革初期资本投入提供了原始资本,是驱动人均财富向发达国家趋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此外,这波高峰至目前进入老龄化阶段,是当下养老、医疗的主要需求来源。
第二波高峰期对宏观经济需求结构影响更巨大、更深远。第一,这波人口充分利用上一波的储蓄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形成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第二,伴随第一批城镇化,这波人贡献了2000年后主要购房需求。第三,2000年后成为内需的主要拉动力量,也在此阶段以来,中国服务型行业开始兴起并持续至今,金融理财蓬勃发展。第四,这波人子女1985年前后开始出生从而形成第三波高峰,相比于前一代在教育投入更大,教育需求更为旺盛。
第三波高峰期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目前开始显现。1985~1990年出生的一波人至2010年前后逐步进入购房阶段,这部分人贡献了当下房地产的主要刚需。此外,这波人有更低储蓄意愿,更高消费倾向;由于较大购房及养老压力,生育意愿更低;由于受教育水平更高,相比于生产性产业更倾向于创新型产业与服务型产业。
第二波与第三波交织,构成了当下中国宏观经济两面。既有生产性产业,又有创新与消费驱动型产业;既有大量农民工,又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既有较高储蓄率,又有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既有第一代养老医疗需求、第二波的金融投资需求,又有第三波子女进入结婚生育年龄后的庞大教育需求。
总结中国人口红利,可归纳,第一,虽然中国人口增长高峰发生在温饱前,但人口红利真正释放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三次人口增长高峰红利接替直接释放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几轮经济增长驱动部门的切换。第二,人口红利的间接释放主要通过消费生命周期理论发挥作用,通过影响社会总需求结构来影响总产出。这可以解释储蓄率下降趋势、房价上行刚需部分、生育养老等当下主要社会问题。

高房价、生育、养老问题的人口视角解读

房地产价格问题
在探讨商品房房价这一概念时,首先房地产作为商品,供给与需求基本面决定了房地产价格的长期趋势。其次由于房地产问题错综复杂,此处仅从上文人口角度进行总量与结构的分析,试图抽出最核心的影响要素,而不进行过多细节的探讨。
1.房地产的供给
中国土地公有制,国家掌控土地供给,由于历史财税体制改革的原因,1997年财税改革后地方政府逐渐养成了通过土地出让金的形式获取土地财政,通过大量基础设施资本开支来促进GDP增长的发展路径。作为市场惟一供给方,地方政府有动力与能力去严控土地供应,土地招拍挂价格迭创新高,而在此基础上建筑加成的地产价格自然也长期居高不下。这是中国与美国土地市场的最大区别,垄断性的供给决定了中国房地产问题不能以自由竞争的美国市场为对标。在现有地方政府依赖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土地出让金)的财税体制完成彻底改革前,垄断性的供给格局从长期看将为房价提供强大支撑。
2.房地产的需求
按照消费生命周期理论,房地产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商品,具有两大属性,一是消费品属性,可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刚需,该属性集中在25~35岁;一是投资品属性,此时同其他如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一样,受基本面本身、市场预期、货币宽松程度等影响,该属性集中在36~60岁人一生资产净值高峰期。
(1)消费品属性
假设出生后在25~30岁区间购房,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对应的刚性购房需求高峰分别在1975~1988年、1987~2003年、2010~2020年。这三次高峰,第一波主要以农民为主,至青壮年时不存在购房需求,主要是农村土地自盖房,且彼时不存在商品房市场。
第二次高峰是中国第一波城镇化主力,虽然其测算的购房需求高峰在2000年前后,但由于中国在1998年才结束福利分房制度,因此出于城镇化改善生活以及后续的子女入学角度考量,这一群体整个购房需求时间被显著拉长,是2008年前主要需求来源。这部分四五十岁群体目前社会主要房产的拥有者,是地产价格飙升的最主要受益者。
最后一波生育高峰贡献了2010年后主要需求,与前两次相比,特点也非常明显:主要向一、二线城市集中,购房成本远高于上一代,叠加生育、教育、养老开支,生化压力非常大。该群体购房需求按推理集中在2010~2020年释放,且主要影响一、二线城市,可以解释一、二线城市2010年至今房价强势。截至目前,按30岁计算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购房需求在2020年前后大致见顶,考虑到一、二线普遍结婚更晚,35岁购房也颇为普遍,推测一、二线城市的地产刚需至少还可以推迟五年至2025年前后。
(2)投资品属性
按照消费生命周期理论,36~60岁是服务型需求的主要阶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投资理财需求。目前第二波生育高峰人群正值投资理财需求的高峰期。相比于国外居民大部分财富配置于资本市场,中国国内震荡的股票市场行情、低息的银行存款无法提供收益率的可靠保障,最终居民多数财富配置在地产与银行理财(打破刚性兑付前银行理财的最终主要流向房地产)。来自第二波生育高峰期的投资性需求构成了次贷危机以后房地产需求的一部分。
如果按照上文推测,三、四线城市的刚需已经停止甚至负增长,一、二线城市的刚需至少还可以推迟五年至2025年前后,那么,投资性需求成为预测未来5~10年房价的关键。
投资性需求短期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影响,政策宽松时房价涨幅明显,紧缩时往往预期平稳,这在次贷危机以来尤为显著。主要原因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中国政府主要通过基建、刺激房地产等来提振总需求,平抑经济周期。但这一持续多年的总需求管理路径目前面临困境,高房价对其他生产线部门、创新部门、消费部门造成严重挤出,破坏经济增长潜力,且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受此影响,中央提出了“住房不炒”的理念,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2018~2019年也未放松政策。因此,未来看短期刺激性政策对房价的驱动力大概率将减弱。
投资性需求长期看最终落脚于房地产的基本面与投资者一致预期。该预期叠加在刚需上具有自螺旋的强化特征。当刚需强劲,基本面向上时,投资性需求也会加大;当刚需下行,基本面向下时,投资性需求会显著减少。过去20年,中国第二、三代生育高峰的住房需求始终旺盛,叠加偏宽松货币环境,基本面始终向上,投资性需求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而在三、四线住房需求已干涸,一、二线年轻一代刚需高峰临近到顶时,投资性需求将会发生逆转。一旦一致预期房价将不再上涨,作为投资品属性的房地产将会同股票市场一样出现抛售形成大量二手供给,且由于房地产市场普遍带杠杆,房价的下跌理论上可能引发银行的平仓,进而加速这一下跌趋势。
但是考虑到房地产行业的强关联性,牵一发动全身,任其下滑可能引发中国宏观经济的硬着陆并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在出现下跌趋势时,政府势必加以干预。中央在提出住房不炒理念同时,也在积极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就是为了防止这一情形发生。所以整体而言,虽然理论上投资需求在趋势逆转后面临较大调整压力,但实际上不太可能发生日本房价崩盘情形,大概率将在政府支撑下缓慢下行。
总结供需格局,过去20年,由于供给垄断、来自第二、三波生育高峰的人群对商品房消费品需求的持续提振,以及资产积累后投资性需求的推波助澜,以及中国次贷危机后养成了通过基建、地产刺激经济的路径依赖,几大因素共同推升了房地产持续20年的大牛市。但展望未来,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供给端未来还是相对平稳,财税体系难以系统变革,整体依旧能对房价构成支撑。需求侧刚需三四线城市已见顶,一、二线城市预计2025年前后见顶,尚有至少五年刚需窗口期,但整体刚需对房价的提振越来越弱。投资属性方面未来五年内因基本面见顶可能见到一致预期的逆转,但难以出现大幅调整,大概率将在政府政策支撑下稳定或缓慢下行。

生育与养老问题
生育与养老,本质还是人口的衍生问题。
1.生育问题
生育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其深刻影响一国人口增长率,而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相关性。但人口增长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人口作为劳动力直接参与生产贡献总产出,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又会稀释资本,造成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的下降。在一国早期发展阶段,往往人口增长率高,资本存量小,过快的人口增长会减缓资本深化,理论上应该控制人口增速,因此,从促进人均财富加速与发达国家趋同方面,一国发展早期需要实施计划生育。
如果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人均财富来衡量,那问题将变得简单,日本和中国也将乐见于生育率维持低位,但现实并非如此,这涉及到总量与人均、不同代际的取舍。生育率下降后,长期影响是未来劳动力降低,经济总量增速会显著下移;更深层次影响是人口老龄化不断抬升,社会负担不断加重,经济将没有活力的状态。
2.养老问题
中国三次人口高峰,第一波目前进入养老阶段,现收现付制下由第二波抚养,而第二波高峰人口受益房产上涨,具有资源财富,抚养比有优势(第二波出生率高于第一波,普遍一个老人几个孩子),叠加第一波具有储蓄习惯,因此压力并不大。但到了第二波进入养老阶段后,第三波的压力将无比之重。
首先,抚养比将显著跳升,虽然目前总抚养比39.2%,其中少儿23.4%,老年人15.9%,整体远低于发达国家55%以上水平,但一旦第二波进入老龄化,作为独生子女的第三代,抚养比将迅速拔高,为了降低负担,年轻人只能降低生育率。其次,第三波高峰生育的年轻人并不具有资源优势,起步便伴随高房价、高生育、教育支出,生育与教育压力极大。第三,年轻人有更高的消费意愿,更低的储蓄习惯。第四,考虑到第三波高峰低于前两波,未来现收现付制下养老缺口将不断加大。
在解决目前人口增长相关的生育、养老代际分配上,政府义务责任重大。首先,理顺财富与收入分配机制,平滑代际负担差距;其次,改革现有养老金体系,配合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建立,让年轻一代财富也能跟随市场完成积累;第三,逐步转变政府职能,由建设者向分配者转变,增加社会福利(教育、医疗、养老)开支与转移支付,基建投资聚力增效,降低无效资本开支。在这些政策的配合下,至少将大幅度缓解未来存在的生育、养老压力。

作者来自中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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