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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托增长阶段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03-11

Rostow’s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罗斯托增长阶段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蓝裕平

根据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对于各阶段的划分标准,解读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国已经在本世纪初完成了经济起飞阶段,并进入了趋向成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经济政策应该特别重视推动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城市化进程、农业现代化并继续重视投资驱动因素

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用历史的方法,总结很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划分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这个理论提供了一面“魔镜”,有助于对中国经济过去、现状的分析并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本文尝试从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对于各阶段的划分标准,解读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并希望从中发掘对于中国未来制定经济政策的启示和指引。

罗斯托及其增长阶段理论

瓦尔特·怀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16~2003)根据对很多国家发展历史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经济现代化的五个阶段理论,被称为罗斯托增长阶段理论(Rostow's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罗斯托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W. W. 罗斯托著,郭熙保 王松茂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以及199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史》(W.W. 罗斯托著,陈春良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著作中,把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划分为五个基本阶段,分别是传统社会、转型社会、起飞、趋于成熟、大众化高消费阶段。他还对这五个阶段做了具体描述。

传统社会(Traditional society)阶段
处于这个阶段的经济体通常以农业、狩猎和采集为代表的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基本属于自给自足,技术含量很低,甚少劳动力的社会流动。

转型社会(Transitional society)阶段
处于这个阶段的经济体开始生产那些不是用于自己消费的产品,主要生产那些用于交换甚至专门用于出口的产品;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开始频繁。这一转变有三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或制造业社会的转变开始了,尽管进展缓慢;第二,国家的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扩大了市场的范围,在国际市场的参与不仅局限于周边国家,还与更远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最后,盈余不应浪费在土地业权人或国家当前的消费上,而应用于工业、基础设施的发展,从而为日后经济的自我持续增长做好准备。

起飞(Take-off)阶段
处于这个阶段的经济体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二产业(制造业且生产用于出售的商品)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提高,纺织业和服装业通常是第一个“起飞”行业,就像英国经典的“工业革命”中的一个例子;出现企业家群体。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在讨论起飞问题时,罗斯托使用了“过渡(Transition)”这个词,以描述在起飞过程中是将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
经济起飞要有用于扩大工业部门所需的足够可贷资金。这些资金通常来自两个来源:其一,“由于改变对收入流的控制而获得的资金,包括由于收入分配的改变和资本输入而获得的资金”;其二,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再投资,如许多东亚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积极推行出口导向型产业。另外一些国家实现“起飞”,主要是因为国内市场对本国产品需求迅速增长所致,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瑞典是以国内为基础“起飞”的例子,然而,它们的特点都是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进步成果。罗斯托认为,一旦实现起飞,该经济体就可以“自动持续成长”了,高积累比例和比较强的主导经济产业,会给经济发展源源不断提供所需资本和技术,而且,原料的生产与供给、交通运输、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也可以自行得到解决。

趋于成熟(Drive to maturity)阶段
工业基础多样化;多种产业扩张和新产业迅速扎根;制造业从投资驱动(资本货物)转向耐用消费品和为国内消费的生产领域;交通基础设施迅速发展;大规模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中小学、大学、医院等。
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将这个阶段定义为“一个社会已经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不断变化,新产业加速,老工业趋于平稳;本国经济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前进口的货物在国内就能生产;新的进口要求与新的出口商品相匹配;该经济体的主导产业将取决于资源禀赋的性质,而不仅仅是技术。
罗斯托认为,一个国家大约需要50~100年持续增长才能成为成熟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将发生三个方面的变化:农业劳动力构成从占劳动人口的75%转变为20%;工人们获得了更多的技能,他们的工资按实际价值计算也增加了;行业领袖风格在行业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并进入高度专业性;承认工业化的环境和健康成本,从而做出政策改变。

大众化高消费(High mass consumption)阶段
成为成熟国家以后,就进入大众化高消费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包括:工业基础主导经济;第一产业在经济和社会中的比重大大降低;高价值消费品(如汽车)拥有量大幅提高并成为消费标配;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普遍超过基本需求的满足,还可用于其他的消费和投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大众高消费阶段指的是当代西方国家提供舒适的时代,消费者使用优质的耐用品,几乎不记得以前的生存问题。
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P653)提到,他在1971年提出,在大众高消费之后还有追求品质(Search for Quality)阶段,但表示“这个观点还有待观察”。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之后将进入什么状态,恐怕还需要大家观察和研究。
罗斯托认为,各国在发展中经过每一个阶段几乎是线性的,他并列举了各国在投资、消费和社会趋势方面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然而,他也认为,那些情况并不是在每一阶段都发生,而且各个阶段的时间可能会因国家而异,甚至因区域而异。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

根据罗斯托对五个阶段的描述,笔者认为在19世纪初,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进入转型阶段。客观来说,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灾难,同时也迫使中国经济转型。中国逐步加强与国外的贸易往来,逐步出现了一些以出口为目的的陶瓷、丝绸和茶叶等产业。尤其后来的洋务运动开始兴建铁路并尝试建立中国的制造业。那么,中国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

对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起始点的判断
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著作中就认为中国和印度在1952年已经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见下表)。笔者认为,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首先,新中国早期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改革运动客观上把各种资源和资金集中到政府手上,增加了“生产性支出”;
再次,投资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虽不能跟后40年相比,但年均超过5%的增长率仍然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中国经济“起飞”阶段什么时候结束?此后似乎没见到罗斯托再提及。根据罗斯托的研究,英国、俄罗斯、美国、德国和加拿大分别通过17~24年完成经济起飞阶段。如果中国从1952年开始起飞阶段,能不能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完成这个阶段?笔者认为,当时中国所面对的特殊历史原因,其所经历的起飞阶段远远超过其他先进国家的时间: 第一,中国经济在20世纪冷战时期(始于1945年二战结束,止于1991年苏联解体)的多数时间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被隔绝于国际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之外。一方面,中国没法获得足够的“可贷出资金”,经济成长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即主要依靠每年的留存利润再投入来取得,经济增长潜力受到制约;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没法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
第二,城市化在1978年以前没有进展。通常使用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代表城市化比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在1960年为16.2%,1978年为17.9%间,期间基本上没有变化,显示这短时间中国的城市化处于停顿状态。主要原因与上述第一点有关,资本短缺导致劳动力得不到充分使用,不仅农村人口离不开土地,城市年轻人也通过“上山下乡”流向农村。
第三,计划经济时代,市场机制严重缺失,国家决策替代了个人和企业的决策,中国当时缺乏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这一点也说明,至少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还没有完成起飞阶段。
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起飞阶段如果说从1952年开始,那么,它至少延续到20世纪末。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中国经济如下几个方面符合罗斯托所描述的起飞阶段:
其一,中国以国际贸易为目的的生产、以纺织品和电器产业为特色的出口加工产业(这与英国从纺织品产业开始经济起飞非常相似);
其二,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上升明显,到2000年该比率已经达到35.877%,比1978年上升了一倍;
其三,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以日用品与俄罗斯换飞机的南德集团创办人牟其中、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和红塔山集团创始人褚时健等一批敢想敢干的企业家;
其四,中国这段时间的发展跟很大程度上依靠引进的外资和外国技术有关,这些都很符合这个阶段的条件;
其五,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发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在20世纪80年代中和90年代中,分别达到18%和24%的高水平。这一点也很符合罗斯托对于起飞阶段特征的描述。他在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说:“通货膨胀对于某些处于起飞阶段的国家也有重要意义。18世纪90年代后期的英国、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和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价格上涨的确会使资源从消费转移到追求利润方面,从而帮助了资本的形成。”

对中国进入“趋向成熟”阶段时间点的判断
从罗斯托对于第五阶段的描述看,中国目前处于第四阶段(趋于技术成熟)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到底以什么时间点来划定中国进入这一阶段?按照笔者目前的理解,中国在2001年开始进入第四阶段,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按照罗斯托在表1中的判断,表中几个国家在起飞阶段的时间跨度平均20年。而中国如果从1952年开始算,到20世纪末已经近40年了,即使从1978年开始算,到20世纪末也超过20年了;
第二,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国际经济的参与度进一步上升,并逐步成为国际贸易大国;
第三,2001年中国在提出“西部开发战略”之后开始大规模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通信系统,推动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罗斯托在著作中判断南非已经进入第四阶段时,也强调该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建设;
第四,中国从本世纪开始逐步重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尤其在2005年在人民币进入升值阶段以后,中国经济更加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第五,中国最近10年逐步在一些技术领域实现了对国际最高水平的赶超,包括通讯、高铁、五代战机、显示屏面板、特高压输变电等,未来将继续在更多领域实现赶超的目标;
第六,中国最近10多年的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这一点也与罗斯托的描述类似。

罗斯托增长阶段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按照罗斯托的理论,一个国家在完成第四阶段的发展,成为成熟(Maturity)国家,大约需要50到100年的时间。尽管罗斯托指出每个国家每个阶段所需的时间会不相同,但既然他从很多国家的经验中总结并提出上述范围应该也是值得参考的。如果从2001年开始计算,中国大约要到2050年以后才能成为成熟的经济(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国到2049年要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前列地位,这或许会成为一个阶段划分的时间点),并进入大众化高消费阶段(由于中国经济多层次的特点,沿海地区较发达地区的经验也许会更早地体现出更高阶段的特征也不奇怪)。
如果明确了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第四阶段,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和政策就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个阶段的特点。
罗斯托理论的基础是其对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经验总结,对于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主要包括:

继续推动科技进步并提倡新技术的运用
只有以最新最好的技术武装起来的产业,才具有长期且稳定的国际竞争优势,持续提高本国的收入水平并保持在高收入国家的群体中。可以这么说,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二战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战败,经济甚至主权都陷入深重的危机中。不过,战争结束以后,他们的经济很快就恢复过来,并继续保持在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继续推动经济国际一体化进程
走向成熟阶段的国家,经济上通常都与国际上有较大的依存关系。中国就是在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目前具有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强的制造业生产能力,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全球化中具有越来越高的竞争力,同时也意味着对全球化有越来越高的依赖性。中国应该继续热情拥抱全球化,在消费、投资和金融领域都加快开放的步伐,否则与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的国际经济地位不相称)。

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通常会推动经济更快的发展。根据城市地理学家纳瑟姆(Ray.M.Northam)提出的理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比率在达到70%以前,经济发展可获得较大的推动力。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比率达到70%之后,一般来说工业化就完成了,经济进入成熟阶段。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比率只有约60%,离70%成熟区间还有很大的距离。推动城市化进程,主要体现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建设等方面。

继续推动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问题与上述城市化问题紧密相关。美国的第一产业仅为经济提供0.9%的贡献率,却让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这显然与美国农业高度现代化分不开。农业现代化将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工作,提高城市化程度。要采用高科技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手段,需要有大农场的组织形式。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的产量。不过,土地分散经营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以后,不仅各地水利建设放缓,曾经在人民公社时期兴建的大型水利设施之后没有得到足够的维护。笔者认为,对于包产到户政策的评价不能走极端。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它确实是一种比较好的经营方式。但是,从长期来说,它不利于大农业的经营,尤其是中国经济当前已经有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并且不缺乏发展大农业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要发展大农业,就需要允许大资本去将小块土地整合在一起,形成大农场式经营,才能提高农业机械化、自动化以及智能化,从而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大幅度降低中国农产品的成本,提高全球的竞争力,同时解放更多的劳动力进入第二和第三产业,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显然,发展大农业必然涉及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促进土地顺应市场需求去流通,是改革的关键。

继续重视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
从基础设施的内容看,都是保证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可保证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不受到某些短板条件的制约,且有足够的能力去抵御大自然的灾害。事实上,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的过程,会加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不少学者批评中国当前过度依赖投资需求的驱动力,认为应该学习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驱动力。笔者认为,投资不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万能药。可是,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来说,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其重要性是不同的。如果认为中国目前处于“趋于技术成熟”阶段,且还将持续较长时间,投资的驱动力的重要性仍然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因为消费作为最主要驱动因素的时代还未到来。
尽管驱动力的重要性通常是自然形成,但由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很大,如果过早对消费做过多的推动政策,很可能对经济带来伤害。笔者认为,巴西和南非还没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却过早推行福利社会的政策,将导致国家缺乏继续晋级为发达国家的动力。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有变化,同时也希望能从巴西等拉美国家的教训中吸取有益的启示。
综上所述,根据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对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中国已经在本世纪初完成了经济起飞阶段,并进入了趋向成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经济政策应该特别重视推动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城市化进程、农业现代化并继续重视投资驱动因素。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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