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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应对中美冷战风险加剧之形势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09-24

Properly Respond to the Intensified Cold War Risks
between China and USA
妥善应对中美冷战风险加剧之形势
■ 邹力行


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危险性,应对中美冷战风险加剧的状况,需要历史的综合的系统的思考,本文对中美矛盾的症结原因以及化解矛盾的思路,做了一些初步的系统分析。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重要关口期,双方症结表现:一是疫情污名化;二是贸易争端全面化;三是贸易政治化;四是政治复杂化;五是战略矛头直指化;六是企业和社会基础恶化;七是意识形态极端化。主要矛盾是国家战略利益不同所造成的矛盾。美国忧虑被中国取代,忧虑中国“举国体制”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中国担忧美国干预内政、体制建设和国家统一,抑制中国的发展。其原因是:缺乏战略互信;缺乏健康心态;缺乏及时的政策调整机制;缺乏长远眼光;缺乏深入研究和交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美关系的有利条件和基础也是存在的。中美关系改进的关键在于创新:思维创新,平衡思维务实寻求双方核心利益的平衡支点,理解彼此的传统和感受,积极探讨中美两国在全球事务中负责任的“全局性的利益攸关方”关系;机制创新,积极探讨建立重要国际议程通报机制和正常交往出现问题磋商机制;模式创新,从经贸入手积极构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合作议题,积极探讨建立中美共同市场和中美产业协同进化;尊重科学,用科学、技术、和法律手段应对疫情可能产生的法律争端,与国际组织和各国各地区一道积极构建常态化防范疫情机制。事在人为,我们需要积极打通中美之间再理解、再平衡、再出发的通道
关键词:新冠病毒;中美关系;平衡思维;全球治理


中美关系的症结和表现

从目前看,中美关系矛盾主要集中在七个方面:
一是疫情污名化。美国一些政客出于近期选举和长期损毁中国形象及核心利益目的,对中国肆意污蔑,[1]本质上是种族歧视阴魂不散的一种表现。美国一些人对非白色种族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内心深处的傲慢不能容忍过去贫困的中国强大起来,难以接受中国GDP增长可能超越美国的现实,从而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得粗爆偏执。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利用法律武器和科技手段,有理有节进行斗争,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美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种族歧视。
二是贸易争端长期化。虽然中美贸易战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加征的很多关税仍然存在。特朗普政府所加征关税仍覆盖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近三分之二,平均税率为19.3%,而加征之前为3%。中国反击关税覆盖美国对华出口的57%,平均税率为20.5%,加征之前为8%。以此相对照,中国下调除美国之外其他贸易伙伴平均税率降至6.7%,并致力降低贸易壁垒。这说明中美经贸关系仍然处于恶性阶段。第二阶段谈判以及后续谈判可能会更加艰难。涉及中国国有企业补贴、市场准入、外商投资审查、网络安全等问题,其协议难度会增加。美国将进一步打压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能力,抑制中国长期发展潜力。[2]中美贸易争端将是长期的。
三是贸易政治化。其实,如果双方把贸易争端纯粹视为贸易问题来处理, 则问题不是很难解决,这一次你多挣点,下一次我少挣点,买卖不成情谊在。问题在于美国想利用贸易规则打压对方,而且打压的范围不断扩大,包括技术脱钩、知识产权、第五代网络(5G)科技、投资、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也都受到影响。比如,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创造新词汇,[3]强调华为对国家安全、民主政治制度的危害,企图阻挠英国等西方盟国在5G网络建设中使用华为设备。
四是政治复杂化。美国发起政治挑衅,关闭中国休斯顿领事馆,为其选举服务。同时将政治军事安全搅在一起,包括西藏、香港、台湾、南海、人权等,使问题更加复杂。在西藏问题上,美国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公开干涉中国内政,鼓动无视中国政府意见,由西藏人自己决定藏传佛教领袖十五世达赖喇嘛的继任权。在香港问题上,美国2019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20年7月通过《香港自治法案》,企图深度介入香港,对香港全面制裁,搅乱香港稳定发展局势。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加强印太(印度-太平洋地区)战略,并鼓动越南等跟中国有南海争端的国家对中国施加新的压力。美国打组合拳,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
五是美国对华政策全面恶化。美国近期发布《战略安全报告》和《国防战略摘要》, 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指责中国想要修正现行国际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命令,更表明要针对中国采取行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已形成共识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要用举国之力同中国进行全方位、全社会的系统性长期战略竞争。2020年2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全美州长协会上宣扬,美中竞争不仅是联邦政府的事,也是各州的事,号召各州与联邦采取一致行动。[4]2020年5月,美国宣布取消对香港的特殊优惠政策,停止美国世界顶级研究机构和大学与中国大学研究所的所有合作。中美关系全面恶化。
六是企业和社会基础恶化。美国一些企业对中国的支持和期望值减弱,对中国的看法出现恶化。美国商界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国有资产增速快,竞争不公平,不满意中国市场准入条件,对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监管障碍、外贸政策以及稀土资源出口限制等有意见,对中国大数据的使用感到非常焦虑。美国企业觉得中国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不但没有调整其经济和投资政策,甚至还系统性地实施对在华营业的美国和外国企业不利的措施。更为严重的是,不少美国人对中国有比较深的误解,担心中国将主导科学技术的未来,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失去信心。一些美国人如今公开谈论如何遏制中国崛起,如同他们当年对苏联的全方位遏制措施,并希望尽早行动,以免为时太晚。这说明中美关系恶化有一定的社会基础,[5]双方民意在向负面发展。
七是意识形态极端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取得令人惊叹的现代化成就,中国学习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很多市场经济规则制度,但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并没有走美国路,这让美国很失望。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及其激进分子一直坚持意识形态挂帅,特别是近年加强了基于价值观使命与利益需要的美国意识形态输出战略,[6]不断地把中美博弈形容为“迥然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政治极化,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走偏锋,都想通过一些极端的政策突出自己的身份;中国则是进一步强化和大力宣传举国体制。中美双方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有些人认为两国已经无法继续合作下去。但是实用主义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主流精神,利益往往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意志形态的矛盾不是中美之间主要矛盾。
中美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国家战略利益不同所造成的矛盾。美国忧虑被中国取代,忧虑中国“举国体制”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忧虑全球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因此美国想遏制中国快速发展超过美国,中国想继续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这是主要矛盾。怎样解释都没有用,错就错在中国你发展太快,错就错在美国你千方百计打压中国。近期产生的激烈的民粹主义思潮,进一步加紧这个矛盾。中美两国的一举一动都被对方视为挑衅,并促使对方做出反击,使中美两国的广泛关系受到严重打击。斗争范围涉及经贸、科技、人文、地缘政治、军事、人权、西藏、新疆,香港、台湾、南海,还有这次抗疫,几乎囊括所有领域。美国国内大力宣传通过经济、军事、外交、信息、准军事执法和民政方面的资源和手段,对中国开展“总体战”。[7]现在看来,中美冲突确实在增加,双方态度确实变得更加强硬,使世界陷入一个更为不安的局面。
在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敏感不稳定的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也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和担忧,主要表现:
不同意中国继续享受加入世贸时的待遇。2002年,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时,其商品贸易还不到全球贸易的4%;2019年,时移世易,中国如今的商品贸易已经提升两倍,占全球11.8%。因此,美国等一些国家无法接受中国继续享有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所获得的贸易安排和优待,希望对现有安排作出及时调整;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监管体制改革以及贸易补贴等方面仍然存在意见。对这些问题是可以深入具体商谈的,到底哪些优惠措施不合适了,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也是客观现实的。中国希望提升自己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这也应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中国一直在针对性地深化经贸体制改革,同时与国际社会共同完善国际经贸秩序,维护国际贸易架构,增进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的互惠与平等关系,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避免国际贸易体系崩溃瓦解,这样做既符合国际社会的期盼,也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
担心中国军事威胁。在国际安全方面,中国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国防预算位列世界第二,其言行受到国际社会更多关注。特别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不时发生纠纷和摩擦,引起一些国家的担心和不安。有些国家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已经放弃了邓小平当年制定的“韬光养晦”(hide your strength, bide your time)原则。而中国实际上一直坚持通过外交途径与相关国家共同商议,正视相互之间的国家核心利益和权利,本着搁置争议、合作开发的原则来解决问题。为了捍卫领土和贸易路线,中国自然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一样,需要寻求发展先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要成为陆地强国,也有意建设海洋强国,这些都是应该可以得到理解的。

中美关系的不利条件和原因

由于上述各种矛盾和国际情绪,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紧张敏感,即便在全球共同抗击新冠病毒这么一个特别需要合作的时刻,尽管中美两国元首就新冠疫情应对与合作进行友好电话交谈后,本应借联合抗疫恢复友好关系、实现中美合作的机遇,但还是在一点一点地丧失。尽管中国领导人说过,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不搞好中美关系。但中美关系还是在走下坡路。人们普遍认为,中美关系不可能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头10多年曾经所见的中美关系。基辛格于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8]中美两国关系走到今天,不是两国领导人刻意所为,也不是两国人民刻意所为,中美都希望两国有良好的关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那么,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呢?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种比较紧张敏感的状况和对抗心态?这些需要多方面反思,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缺乏战略互信
美国担忧中国会替代美国、影响美国在现行国际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认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都是在与美国争夺世界,认为中国有意在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等;中国担忧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体制建设和国家统一,认为美国的很多做法,甚至是一举一动,都是想抑制中国的发展,试图把中国排斥于国际社会之外等。中美两国无论做什么,在一些人看来都可能是错的、假的、别有用心的。由于缺乏互信,政治情绪增加,对抗因素增加,按传统方式怎样解释都难有效果。美国更加注重使用和显示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科技优势和现代文化优势,中国则更加注重在舆论上强调自信和制造决定性的心理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更深层的原因:一是文化之争。中国和美国与其说是民族国家,倒不如说是具有两个大陆色彩的文化统一体,一个是东方文化统一体,一个是西方文化统一体。两国都基于经济政治成就以及人民蓬勃的能量和自信,在历史上都曾经被推向极高的国际地位,都认为自己具有普世性,两国政府都经常把本国的政策与人类整体利益视为完全一致。因此当这样两个实体在世界舞台中心相遇时,难免会出现紧张局势。二是零和博弈。往往把国际事务解读为不可避免的战略优势争夺。美国有必胜主义,中国也有必胜主义。21世纪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忽视了战略折中的存在,忽视了双冠军、多赢的存在。其实先进国家之林不是一根高大的树木,而是一群高大的树木,只要在这个群体当中,都是伟大的。三是中美关系和全球问题搅在一起。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质上是全局性的,要达成共识客观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求同存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达不成共识往往就成为矛盾。四是国内的挑战对其国际战略造成影响。当下美国灌输的“深度国家”(deep state)和不断加深的部落主义(tribalism),[9]以及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背后的财富差距和价值观分歧,对国际战略有重要影响,无论是主张改革的(left)民粹主义者,还是主张保守的(right)民粹主义者,最后往往都倾向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对抗主义。不能不说,中美两国弄得不好真可能走向两极分化、以及民粹主义的深渊。

缺乏健康心态
美国和西方有些人认为中国发展这么快,块头这么大,必定会打破现成全球利益格局,再加上对共产党的历史的很深的偏见,因而产生一种羡慕嫉妒恨心态。中国有些人看到GDP成为全球第二,看到一些行业规模在世界处于领先,出现一种暴发户心态,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到处张扬,忘记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方针。[10]对世界的变化、对中国的发展不适应,没有适时调整心态,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和发展,可能对一些人士来说,是不习惯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接受这些事实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增长客观上改变了战略平衡, 对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都需要适应新局势。中国不能期望其他国家继续以改革开放初期的方式相待。尽管中国可能还需要几十年、近百年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其他国家也需要适应一个不断发展中的中国,接受中国会不断强大的事实。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拥有合理的利益和期望,包括开发本土的高端科技,如资讯通信和人工智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中国希望能在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扮演恰当的和建设性的角色。中国期望融入现有的规则和规范体制,参与拟定新规则,包括贸易、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和社交媒体。目前很多规则是以前拟定的,中国当时没有参与。中国希望拥有话语权,这些要求也是合理的。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会赶上美国,实际上中国GDP上去了,一些领域也可能领先美国, 但中国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美国也绝非如一些中国人所说的正走向没落,也没有自我封闭。相反,美国很清楚地表明会以不同的方式,全力以赴与其他国家竞争。随着事物的变化,出现一些不同的心态,这是难免的。关键是发现问题后,需要及时调整到健康的心态上来,不断成熟,持续保持战略定力,这才是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能否适时调整心态,可产生完全不同的两个效果。主动调整心态有利于在道德、战略、技术上占据制高点;被动调整心态则可能成本更高,得不偿失。

缺乏及时的政策调整机制
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并做好必要的政策储备,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中国及时建立“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以防范债务风险,这是很有必要的;美国需要及时形成新的共识,让中国融入现有的规则和规范体制,这将为两国带来好处。一些国际规则落后于形势发展,不利于中美经贸关系和国际经贸关系发展,需要共同积极建设性的努力,抓紧推动调整。比如,WTO规则多是为以农业和制造业为基础的全球经济而设计的,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发展转向主要以服务业为主,数码科技和知识产权也逐渐变得更重要,原有的规则迫切需要更新改革,迫切需要为一些产业制定更合适的规则。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和理念天差地别,要求任何协议都需要所有164个成员国完全达成共识,这使得全球多边贸易协定变得不切实际。

缺乏长远眼光
政治选举、人员更替,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民意,总想采取一些特别手段。然而,因为迫切的政治目的或满足部分人的要求,而忽视长远的战略合作利益的和全局的要求,往往容易导致双方战略冲突。随着美国大选脚步逼近, 美国民众看待中国的态度肯定会更强烈,美国政治人物拿中国做文章,取悦选民的做法会更加明显。无论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候选人,都不愿意被指对中国的态度有所软化。不论特朗普总统能否连任,或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间鹿死谁手,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情绪一时都难以改变。中美双方领导对于被视为“软弱”都非常敏感。美国出于政治需求,必须让自己在任何谈判中都显得略胜一筹,因而对中国采取挑衅行为;[11]中国由于在近代历史上深受西方国家的欺凌,绝对不会向西方屈服,被迫接受新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有些人也是得理不饶人,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说明爱国、不足以显示国家有力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美关系若持续紧张和不明朗,即便最后没有发生严重冲突,也将对全球带来巨大破坏。很多重要的国际热点如朝鲜半岛局势,核不扩散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若没有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的全面参与,将难以解决。经济上的损失不只是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到两个百分点,而是失去全球一体化市场和生产链,以及分享知识和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影响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缺乏文化交流
一是生活方式和内涵不同。疫情之下,中国人戴口罩,美国人不戴口罩,只是文化和生活习惯不同,并不是政治问题。中国人好客,对外总是拿出最好的一面;而美国人往往认为你是做秀、展示实力。这其实是文化差异。想要世界各国都采纳同样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体系不单是强人所难、更是不切实际。事实上,人类的力量就在于多样性和创造性。我们可以从价值观、观点、制度和政策的差异中互相学习。人类能不断进步,就仰赖思想的交流,以及不断地学习和适应。然而,美国的政治文化对集中的国家权力抱有强烈的不友好,中国越是高调张扬“举国体制”,美国越是恐惧和攻击。中国奥运、世博、“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国际活动越是成功,越让美国和西方人感觉到中国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二是媒体功能和作用不同。美国媒体对选举和批评的作用很大,比如美国总统选举与媒体进步休戚相关。20世纪20年代,罗斯福最擅长地利用了刚刚兴起的有线广播网,让全国民众直接听到他的主张;20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是通过电视网当选美国总统;2008年奥巴玛依赖互联网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的特朗普靠的是推特。美国媒体批评的声音相当普遍,根植于美国社会,特别是对政府和政治人物的批评是社会常态,形成批评文化。而中国习惯于、且主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宣传领导为重点,因而对负面声音往往反应比较激烈。两者差距很大,在缺少交流的情况下,难以理解,容易误解。

缺乏深入研究
一是对中美社会彼此缺少系统研究。缺少对彼此社会、历史、文化、政党、体制的深入了解,特别是对彼此社会、政治、经济变革思想缺少深入了解。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理论,美国人不积极,认为光有新型大国关系这个题目,没有内容,而且认为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没有考虑到对美国整个外交关系的不利影响;美国曾提出G2理论,中国人也曾不积极,认为G2理论不符合中国不当头的基本国策,没有考虑G2理论可能对中国整个外交关系的不利影响。二是对国际形势判断和表述不够准确。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12]但世界格局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过多的讲“大变局”,好像很快要变天了,易造成误解,也不利于我们营造“处变不惊、少说多做、稳定发展”的社会氛围。三是党内讨论社会化,国内做法国际化。没有深入考虑一种表述在不同环境下,可能会带来不同的语意和不同的解读,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中美关系的有利条件和基础

中美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从根本上说,中美之间不存在地缘政治利害冲突,既没有边境问题,也没有资源纠纷。中美历史上合作多于不合作。二战结束后不久双方在朝鲜打了一个平局,也早已释怀,恢复了正常关系。相反,双方友好合作的历史比不合作的历史要长的多,双方合作对两国人民带来的利益和对全世界带来的利益非常明显。
中美国家核心利益大于意识形态之争。中美虽然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不同,但美国是一个近代由多方面移民建立的国家,有一种比较好的天然的包容性和实用性;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都还是希望中国能实现“和平崛起”;美国社会仍然有相当部分精英人士支持改善中美关系, 指出“新冷战无法遏制中国,其他国家也不会加入新冷战的阵营”。[13]中国近几十年来一直坚持改革开放,在很多方面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美国一直是个比较实用主义的国家,不太可能让意识形态超过国家核心利益。因此中美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可以求同存异,完全可以通过建设性沟通来处理分歧。
中美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是现行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受惠者,基本上是支持和遵循由美国主导的、以现有多边机构组成的规则框架。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美国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停止核试验;中国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还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曾与美国一道阻止一些国家实施其核计划,与美国通力合作迫使一些国家冻结其核武器研制计划。从2000年至2018年,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推动190多项与“制裁违反国际规则的国家”有关决议,中国对其中182项投了赞成票。中国是联合国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中国目前在全球部署有2500余名维和人员,这比其他几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出人数总和还要多。中国如今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中国将其全球经常账户盈余从GDP的10%削减到接近零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用自己的需求推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中国加入WTO后兑现承诺已经将贸易壁垒降至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曾提前还清了为最贫穷国家提供资金的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的借款并向该协会进行捐款。近2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实施规模最大的刺激计划,防止全球大萧条再次发生。应对全球新冠病毒,中国在自身做好防护的同时,发起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球紧急人道行动,及时地力所能及地为世界提供支持和帮助。中国支持和维护现行国际秩序,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也为世界的合作发展创造了机会,给全世界带来好处。 只有合作才能够创造一个开放、稳定的环境,让各国能够在和平中繁荣昌盛。中美两国都有意愿,而且能够在现行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美两国不但能为彼此的发展做出贡献,而且能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很重要的改善关系的条件。
中美市场互补性很大。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2016年中美贸易总额就达到5196亿美元,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国。总体上看,中国工业化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下游阶段,美国处于高端阶段。两国市场彼此都有很大的需求空间。随着中美关系不断发展,对彼此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和责任也越来越大,世界上几乎所有全球性挑战,都有待中美两个大国协调应对,任何全球性协议和机构缺少中美之间的合作都将是不完美的。
中美关系发展彼此有心理基础。美国对中国是抱有期望的,期望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化,但美国政治家也非常清楚不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不会照搬美国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中美关系很重要,但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的核心盟友。中国对中美关系也是抱有期待的,在政治上提出努力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有大量留学生、访问学者去美国,双方有大量的技术交流、经贸合作。但中国也觉得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也就是说,双方彼此都有期待,但也有不很乐观的思想准备。不过,双方都可能需要建设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这种心理基础很重要、很客观、很理性,是维护长期稳定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有机会改善关系的重要条件。中国渴望建立自己国家安全所需要的军事力量,中国这一目标虽然令人有些不安,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近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处于一个较困难阶段,战略互信缺失日益严重,民间相互反感情绪前所未有,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交流有压缩迹向,中美贸易战、信息战、舆论战、外交战还有加剧之势。[14]人们仍然普遍认为,中美关系跌入了近20年的底谷。这说明,中美关系肝火确实很大,[15]但不能肯定地说不可逆转,不能误判这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事在人为,疏肝理气,相互理解,心态是会改变的。人都是会变化的,人的情绪、思想观念会随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国家的情绪也是会变化。疫情总会过去,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通过双边努力,中美两国一定能够打开新的建设性互动空间。因为中美合作符合中美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全球的利益,更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美国同中国持续对抗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总是要积极地设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
   
第一,思维创新。平衡思维务实寻求双方核心利益的平衡支点,理解彼此的传统和感受,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和人类价值。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洞察力,不求一言得失,坚持建设性交流。一个超级大国面对一个新兴快速发展的国家难免产生羡慕嫉妒恨,特别是当其打击对方战略受到挫折时难免会有心态失常。中美两国不是敌对关系,而是战略竞争合作对手。中美两国谁也掰不倒谁,只谈竞争、不讲合作也是不符合发展规律的,既合作又竞争是中美关系的常态。随着合作竞争的深入发展,对彼此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难免会踩到对方的脚、出现不协调的时候,及时沟通、并且保持经常性的全面交流非常重要。在社会生态环境中,平衡思维,既合作又竞争,如能进一步相互照应、互相提携,这对两国、对全人类可持续发展肯定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幸事。[16]美国的强大是长期的,但美国不可能独自解决世界上任何重大问题;中国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1世纪其综合实力不可能超过美国,但中国一定会获得长足发展,实现自立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美国发展需要中国,中国发展需要美国。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应该成为负责任的“全局性利益攸关方(a systemic stakeholder)”,正如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所说,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共同事业中拥有各自利益,各自利益既与共同事业有密切关系,也与彼此利益紧密相关。对此,中国需要坚持“谦虚谨慎,求同存异;良性竞争,管控危机;协同进化,加强交流”。“谦虚谨慎”主要是继承发扬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思想,但这四个字容易让外国人误解,认为中国做事包含阴谋,所以我们用“谦虚谨慎”。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上有人可能会产生恐惧和敌视心理,我们应该戒骄戒躁,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跨越发展,但总体上在现代工业文明中是后来者,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任何时候都应该谦虚谨慎。“良性竞争”表明竞争是避免不了的,竞争也是发展的动力,只要是能够形成良性发展的公平竞争,就没什么可怕的。“协同进化”是基辛格在《论中国》书中提出的。[17]基辛格采用生物学领域的共同进化概念来解释中美关系框架认为,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是一个新视角,在应对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过程中,对完善中美关系可能有独特价值。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和做法,但双方完全有可能致力于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第二,机制创新。一是积极探讨建立重要国际议程通报机制。实际上,中国政府报告国际关系内容和美国国会咨询都是公开的,只不过目前缺少一种主动的针对性的通报意识。通过通报一些信息,有可能避免误会,而且在通报中还可能为对方提供某些领域的合作机会,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二是积极探讨建立正常交往出现问题磋商机制。通过磋商,双方都很专业的维护共同利益,如正常经贸关系和外交合作。通过深入的机制性磋商,还有助于培养真诚的战略互信和合作。三是积极探讨建立全球热点问题沟通机制。把一些对突发性危机的讨论提升为更全面的机制安排,消除紧张状态背后的原因,避免战略紧张、焦虑和误判。中美两国多从对方角度看待问题,才能更清楚了解彼此应如何协调各自的利益。四是积极探讨建立持久的文化、经贸、科技交流机制。增进了解,相互借鉴,共同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比如中美互为中小学生建立夏令营和社会实践基地,有助于加强从青少年培养相互了解的基础;义利兼顾,真诚合作,以开明和包容的态度看待彼此长远利益。
第三,模式创新。从经贸入手积极构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合作话题,可考虑在宏观上分两个层次推进:双边积极探讨建立中美共同市场,全面削减只顾本国利益的贸易保护政策,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多边积极探讨构建太平洋共同体,[18]共同参与区域发展,共同关切区域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心理利益,推进中美彼此之间以及和其他参加国家地区共同拥有建设性的关系,建立新型的区域性协同合作。从微观切入积极探讨中美产业集群发展特区。相互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提供特定的政策,为一些互动关联的合作企业、供应商、服务商、金融机构和相关机构聚集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在中国打造美国城,在美国打造新的中国城,促进中美关系深入发展。
第四,尊重科学。科学必定战胜当前肆虐全球共同健康的新冠病毒,科学也必定化解中美关系的重重障碍。目前国际上一些将疫情责任甩锅做法根本上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和选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值得过多争辩,需要善用科技和法律工具。弗朗西斯·福山的意见值得关注:大流行消退后,也许我们将不得不放弃简单的二分法;政府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将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放置“模式优越论”的争论,对中美都有利。一个政体的好坏,是否适合本国,只有自己最清楚。适合自己不一定适合别人,没有必要过多争论,这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2020年春,100名中国学者联名在《外交家》网站向美国发出公开信,呼吁两国搁置分歧,共同抗击新冠疫情;近一百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包括来自两党的前美国高官和知名学者,呼吁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加强抗击新冠疫情的合作。“没有美中两国某种程度的合作,任何抗击冠状病毒的努力,无论是在国际拯救美国人的生命,还是在国外抗击这种疾病,都不会成功”。[19]这种科学认知值得提倡。
第五,战术创新。一是善于用矛盾来解决矛盾。西方不是铁板一块,近期德国执政联盟成员重新提出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该国的核保护伞下的老争论,要求特朗普把美国核武器带回家去。这说明德国和美国的矛盾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英国脱欧必然加剧国际政治动荡。美国政治也不是铁板一块,民主党、共和党的现实利益以及长远利益都存在矛盾,美国很多思想精英对美国当前的政策也不完全赞同。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来化解中美之间矛盾的。二是分析对方心态。学习毛主席当年长征分析和利用对手的心态,开创有利于我们发展的路线。当前,对方国内形势和国际战略都受到一定的挫折,必定情绪不稳。但是双方都是高手,需要真实了解对方在急躁情绪中的当前意图和长远意图,并采取策略性的应对。三是改进宣传方式,努力创造良好的交流环境。全面实现现代化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一个良性竞争合作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是我们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必要外部条件。一切战术、一切方法、一切措施、一切政策,都应该服务于这个根本目标,都应该有利于创造外部条件。人都有恶性和良性的两面,国家和地区也都有恶性和良性的两面。处理复杂敏感的中美关系,我们要有能够变通的战术意识,要有沟通心灵的谈判技巧,抑制恶性、发掘良性。往好处想,有助于创造良好的氛围;往坏处想,事情会越想越烦,人也会越想越坏,国家和地区也会越想越糟糕。当然,安全机构和国防部门职责考虑最坏情况, 并做好相应准备,则另当别论。但政治家和战略家有责任找出解决方案, 避免冲突恶化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四是清楚地表明底线。各种反制措施可以有言在先,明确告诉对方实力,把最坏最丑的事情讲在前面,帮助对方衡量利害关系,促进提升理性思考和社会支持,促成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同时把对方的情况搞清楚,很清楚地知道应该怎样做,并配有尽可能考虑周到的预案,对可能的细节加以处理。五是深入研究谈判艺术。国际活动、特别是国际谈判,需要了解不同国家的谈判风格,适当调整自己固有的谈判方式,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要有富有弹性的妥协方案,没有绝对的优势,也没有绝对的劣势,没有绝对的赢,也没有绝对的输,双赢多赢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赢和长久的赢。六是留有余地,特别是在对方战略受到一定挫折之后,适当考虑对方心理负担,避免继续强力刺激,有可能减少问题的复杂性。七是中国抓紧成立特别法律专家小组,应对疫情后可能产生的法律争端。[20]
新冠疫情下,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国际机构的全面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特别是美国一些人有可能通过激化国际矛盾来解决其国内问题,使中美关系走向“脱钩”。当然,如果真是 “脱钩”,地球也是照样转动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脱钩”。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最近的警告是有道理的:“一个完全‘脱钩’的世界将变得极度不稳定,它会打破过去4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设,让东西方之间的铁幕重新落下,它预示着新的常规和核军备竞赛的开启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风险和战略稳定的丧失”。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历史上大国崛起多是带有腥风血雨,但是中国坚定走一条和平竞争合作发展的道路,不管有多少疑虑、有多少困难,坚持风雨无阻、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成功。[21]
中美关系日益复杂,影响深刻,也在考验两国的制度和能力。都说美国在打组合拳,中国应以太极拳应对。太极拳的拳理是:“柔和”“圆活”“连贯”“协调”。分析中美关系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适应形势变化、不断战略调试,做好持久的合作-斗争、斗争-合作准备,善用法律有理有节反击,得饶人处且饶人,忍小谋大,找最大公约数话题,协同进化。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美关系在良性竞争合作发展道路上前景是光明的。时代不同了,不可能和过去完全一样,但完全可能以新的格局、新的情怀、新的特色,展示新的希望,为中美两国人民福祉、为世界人民福祉,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1]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3月七国集团外长会上本来有机会发挥重要作用,但坚持要在公报中提“武汉病毒”,遭到其他国家外长反对。
[2]李成:《中美贸易争端:短期关切与长期考虑》,《银行家》杂志2019年第2期。
[3]来源:局势很简单公众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创造了一个新词》,2020年2月17日。
[4]王缉思:《中美关系果真处于建交40年来最困难的阶段吗?》,《文化纵横》2020年第4期。
[5]李若谷:《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发生根本转变》,《领导文萃》2018年第18期。
[6]金家新:《美国对外意识形态输出的战略与策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12期。
[7]陈慈航:《新冠疫情下美国南海政策的最新动向及中国应对之策》,仁真国际发展研究院,2020年5月8日。
[8]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华尔街日报》,2020年4月3日。
[9]https://edition.cnn.com/2020/02/14/politics/andrew-mccabe-donald-trump-department-of-justice/index.html.
[10][美]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96~497页。
[11]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20/05/18/...What kind of Regime Does China    Have.Francia Fukuyama.
[12]《全球知名思想家预测: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的世界会怎样》,参考消息网,2020年3月25日报道。
[13]https://www.wsj.com/articles/zoellicks-china-isnt-the-one-we-deal-with-11590432043Regarding Robert Zoellick’s“The U.S. Doesn’t Need A New Cold War” (op-ed, May 19)
[14]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Updated May 1, 2020,available at: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2784/104.
[15]Mira Rapp-Hooper,“Top Conflicts to Watch in 2020: An Armed Confront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vailable at https://www.cfr.org/blog/top-conflicts-watch-2020-armed-confrontation-south-china-sea.
[16]邹力行《大平衡:发展的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15页。
[17][美]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15页。
[18] [美]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15~518页。
[19] "Stop the coronavirus stigma now",《Nature》,April 7,2020.
[20]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0/upshot/coronavirus-future-work-america.html
[21]Lixing Zou,2018. China's Road to 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Logic:the Balance Development, World Scientific.


作者系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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