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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PE天津这边独好

来源:国际融资 发表时间: 2011-06-28

● 专访中国首家股权投资基金服务平台的掌门人


China's PE congregated in Tianjin
中国PE天津这边独好
■本刊记者 李路阳 颜易


据中国证监会统计,2010年中国股权投资基金的数量达1500家左右,其中,在天津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占据了全国的2/3,其发展已走在了全中国的前列。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如此之快,是因为具备了若干独特的优势。那么,天津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优势在哪里?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未来发展趋势怎样?机制建设上还有哪些瓶颈?怎样突破?为此,《国际融资》记者专程采访了天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以下简称“基金中心”)总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研究专家王树海先生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there were about 1500 Private Equity Funds in China by the end of the year 2010, 2/3 of which congregated in Tianjin. As is known, Tianjin has some advantages in developing PE. Then,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n earth? How will China抯 PE develop in future? Is there any choke point in the process of PE抯 development? How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To find the answers, our reporter interviewed Mr. Wang Shuhai, President of Tianjin Equity Investment Fund Service Center.


股权投资基金天津发展优势

记者:目前,在天津注册的股权基金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已经突破千家,天津凭借什么优势聚合了如此众多的股权投资基金,原因何在?

王树海:我认为,天津能吸引2/3的股权投资基金前来落户,是因为具备这么几个独到的优势:
一是政策优势。国务院给天津滨海新区确定了一个大的发展战略,给予天津滨海新区改革先试先行的创新政策,允许天津在金融改革方面先试先行。另外,国家各部委也给了天津一些配套政策。首先是国家发改委制定的“50亿元以下基金不用到发改委审批,直接在天津即可审批设立”的政策。其次,国家工商总局也到天津调研,在基金注册地址、行政区域冠名等方面给予了宽松的审批政策,即如果基金达到一定规模,可以不加地域性的行政区域名,也就是可以不加天津字眼。另外,国家税务总局对天津市针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征税及优惠政策进行了调研,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表现了对我们金融创新工作的支持。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二是专业化的服务。经过这些年的运作和积累,基金中心建立起了一个专业化的服务团队。首先,基金中心的专业团队会在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前期注册阶段,为其提供专业化的咨询及基金的设计服务。诸如采用什么架构?合伙制还是公司制?采用什么样的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形式?采用什么样的决策和激励机制?采用什么样的利润分配方式?这都是基金中心需根据前来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公司的情况和运作经验要做的设计。第二,在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后续募集资金阶段,基金中心会对其募集说明书的制作提供专业化的指导,从项目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包装与运作专业化的过程。第三,是帮助股权投资基金公司起草基金设立过程中一系列的法律文件。比如合伙协议、公司章程等专业性的法律文件。为此,基金中心与许多相关部门有着合作关系,请他们协助我们完成这一系列的服务工作。在基金注册方面,基金中心还帮助股权投资基金及管理公司在短时间内完成基金实体的设立,这里面涉及到和各个行政主管部门沟通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基金中心对许多问题的解决有着比较成熟的经验,使得工作效率更高。这是基金中心专业服务的优势。
三是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一条龙的服务体系。具体包括基金设立前的咨询、“一站式”创设、基金备案、基金募集、项目对接及商务办公等服务。目前,基金中心已经帮助4家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募集了总计12.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这也是基金中心重点推动的业务之一。基金中心要帮助有条件的、有一定规模的股权投资基金公司进行募集。目前,我们帮助募集的股权投资基金包括这样几个行业:房地产、土地开发、能源、新能源,等等。
四是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现在,很多股权投资基金看到天津目前注册股权投资基金的规模,也就形成了对天津整个建设发展环境的信任。天津滨海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投资项目、投资环境以及各项政策都是吸引他们落户天津的因素。
五是优惠政策落实因素。比如天津是第一个推出优惠政策的城市。因为政策提出得早,很多基金已经能够享受这些政策了,这是我们现身说法、能够吸引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因素。现在很多城市虽然也陆续推出股权投资基金方面的优惠政策,由于基金投资项目到退出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很多股权投资基金还没有形成享受政策的实际案例。但在天津,在我们基金中心,这样的案例已有很多,这成为我们可以现身说法的一大优势。

记者:紧随天津之后,北京与上海等城市也陆续出台了这方面的相关政策,吸引股权投资基金,这种竞争压力是否会构成对天津竞争优势的挑战?

王树海:竞争压力是有的, 但从目前看,我们还是具有优势的。因为一是天津市已经形成了一个先行先试的创新气氛与理念。从政府到具体的各个行政主管部门,再到基金中心这个服务平台,已形成了创新的思维、创新气氛和创新精神,不光是股权投资基金,还有交易所、产业基金、对冲基金等金融领域,都是这样。
二是,我们自2010年开始,当其他地区还处在推进优惠政策的时候,基金中心就实现了从基金聚集中心的基础阶段向专业化服务阶段转型,将聚集平台转变为服务平台,为基金提供一条龙式专业化服务,力争为基金运营提供完整的产业链。虽然其他地区可以复制优惠政策,但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复制出一条龙专业服务及相关的产业链条。我们的专业化服务建立起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通道,比如说,融洽会、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天津股权交易所等,为项目投资建立了完整渠道。这一系列服务环境优势是其他地区目前没有的。
三是,天津通过举办全国性的、国际化的融洽会等大型展览、洽谈、对接会,接触到了国内外的许多项目资源和投资资源,建立起了一个广阔而有一定竞争力的服务平台。

天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的现状与发展

记者:在推进改革创新方面,基金中心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王树海:首先,要做的基本工作是积极推动行业中的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完善。目前,整个相关的法律环境和金融体系都不是很清晰,我们在积极为国家相关部委及主管部门献言献策。虽然基金中心是天津市的平台,但我们希望为该行业的整体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其次,我们也在积极与中国股权投资协会沟通,希望能把基金中心作为中国股权投资产业示范基地,这不单对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都会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因为不论从服务的角度还是从股权投资基金积累的角度来说,基金中心的平台规模都是相当大的,完全可以作为产业中的模范来发展。事实也是这样,自2009年以来,国家有关金融部门和商业主管协会都陆续到基金中心调研。
另外,前面我提到基金中心已经开始从聚集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型,一条龙专业服务是我们未来需要强化、发展的重点。

记者:作为一个行业的示范基地,您如何看待基金中心对国家政策出台的影响。

王树海:实际上,我们的先行先试,本身就是在对国家相关法律体系及政策的推出进行一种探索。从负责任的专业角度看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市场,我认为,国家这方面的管理须尽快进行规范,现在中国已经有非法募集的案例,什么样的投资人的资金都接收,这就带来了非法募集及洗钱的可能性。另外,需要重点说明的是,股权投资基金如果操作不好的话,会成为一个避税工具。
按照中国税法,对有限合伙人形式的股权投资基金一般按照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来计征,但地方政府为把VC和PE吸引到当地,纷纷出台地方优惠政策,大多将PE和VC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LP)税率降到20%。不过对普通合伙人(GP)的税率基本仍按国家规定,即按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随着竞争性税收优惠政策的泛滥,个人所得税减免或成必然。如果一个投资人以传统方式投资一个项目,他的投资收益会有很多流失,假如通过设立PE的方式进行投资,利用各地的优惠政策,就可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我认为,税收政策过于“优惠”,从实际来看,并不利于股权投资基金的长远发展。PE投资具有全国性,吸引PE基金注册落户并不意味着该基金会对注册所在地的实体经济的投资力度加大,所增加的仅是账面GDP。事实上,各地竞争性质的优惠措施反而引发会计处理争议,也不利于社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因此,决不能为了盲目追求账面GDP的增长而忽视金融监管的力度,使股权投资基金成为避税工具,把中国变成 “避税天堂”。
另外,现在还出现了“全民PE”的现象,究其原因,最关键的问题是有关PE的管理办法没有出台,即什么样的人可以做PE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标准是各地区根据自己对PE的理解自行制定的。这对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危害。有很多人不懂PE的运作,却在社会上募集了大量的资金,甚至是以不合法的方式募集,投资去向也不正规。所以,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尽快推出行业管理办法。股权投资基金的实体定位是什么?采用什么监管制度?名称如何规范?投资人的准入制度是什么?运作体系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投资项目符合优惠政策?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法律和管理办法时做进一步的解答。
由于国家还未出台与PE相关的管理办法,按现行的法律法规,设立一支基金很容易,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也不存在任何的前置审批和监管,结果造成了中国目前PE发展的泛滥。我认为,这种情况必须尽快得到控制,否则就会给PE行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风险.
比如说,有的地区出于打造金融聚集概念的考虑,或处于建立与发展区域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改善招商引资环境的考虑,不顾一切地推出地方政策吸引股权投资基金公司落户,至于基金的质量如何?如何对基金提供后续的服务和监管?这些关键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其结果是,落户的股权投资基金很难对地区的发展带来实质的贡献,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记者:您认为其中潜藏着哪些风险?您的建议是什么?

王树海:我认为,存在着这样几种可能的风险:一是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尤其还缺乏个人破产的相关制度,这就为无限连带责任的实现大打折扣,无疑将大大地增加投资人的投资风险,所以,国家应该建立起一个管理人的诚信和进入标准来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二是有些投资人尤其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缺乏投融资的专业知识和从业背景,这为后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埋下了一颗地雷,随时有存在半路夭折的危险,这种案例比比皆是,其中不乏中国国内比较知名且规模比较大的股权投资基金。三是股权投资基金可能成为非法资金的隐蔽渠道,这就需要对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人的背景及财务状况有明确的要求。四是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缺乏适当的透明度,导致公众看到的全是成功的经典案例,这样势必会造成股权投资基金的大众化倾向,只要有钱或有想法就可以做股权投资基金,结果,给该行业的健康发展留下阴影。
我认为,国家应该尽快实行合格投资人准入制度,明确要求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LP,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GP,这样才能在市场化和监管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点,促进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记者:在此之前,基金中心运作的成功经验和合理化建议是否被政府在制定相关规定时所采纳?

王树海:2007年年底,基金中心根据日常业务运作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推出了一个内部管理办法,只有符合此管理办法的股权投资基金才可以在这里设立。在基金名称、投资人背景及财务状况、管理团队、募集方式、决策机制及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要求,例如这个内部管理办法要求:首先,规范名称,要求名称必须标准化,比如基金就叫股权投资基金。其次,对投资人的数量也作了规定,要求不能超过50人,这实际上也是《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但如果设立成其他形式,则会有超过200人的公司制。这个规定使得每个投资人的投资额度被限制为不得低于500万,从而过滤掉一些没有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人。第三,在内部风险控制机制方面,我们也有相应的规定。比如,股权投资基金的落户必须要有第三方托管,这样可以规避由基金管理人产生的道德风险。第四,在管理层方面,我们要求管理人员必须有3年以上从事股权投资基金的工作经验,管理团队中必须有一位成员的行业经验在7年以上。这些都是基金中心为了控制落户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的质量而推出的管理办法。而这一办法,在各地推出的相关管理办法中都有所体现。

记者:目前在基金中心注册的基金最高额是多少?是人民币基金还是外币基金?

王树海:目前在基金中心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最高额是30亿,属于人民币基金。在基金中心注册的外币基金的数量不是很多,2008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了162号文件,对外资到中国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中国国内企业的股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这一政策规定避免了很多国外的投资机构在没有实质性项目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结汇。

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巨大

记者:您觉得未来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王树海: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国内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也是中国目前这方面的法律和监管尚不健全的原因。国家及各主管部门对这种投资机构的实体还缺乏统一的认识,虽然PE的概念在中国国内已经推广了20年的时间,但PE真正的发展直到2007年才开始。在此之前,中国国内市场活跃的都是外资PE,而2007年以后,这种形势发生了改变,人民币PE开始增长,现在人民币PE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外资PE。但无论是外资PE,还是人民币PE,在中国国内投资项目的总量还很有限,只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5%左右,而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这一数字已达到了4%。从这一点来说,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还仅仅是刚刚起步。所以,我认为,未来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记者:2007年以来,中国PE市场的变化除人民币PE增量加速外,还有哪些变化?

王树海:我觉得,除了PE数量突飞猛进外,还有一个变化是,中国国内投资者认识的提升速度非常快,他们已经看到了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前景,所以才会出现PE的快速聚集。另外,还有一个变化是对融资方面的认识有所提高,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企业管理者的认识水平已经达到专业程度。但三、四线城市的认识还有些不足,需要一个进步的过程。

记者:您认为未来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一观点判断是基于对哪些因素的考量?

王树海:我认为,有这么几方面因素将支撑PE的增长态势。一是PE的增长符合中国国内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战略。因为PE是把中国国内的民营资本与流动资本进行整合后,投资实体产业的一个很好的方式。PE追逐的都是高成长性企业,而这些绝大多数的高成长性企业恰恰是中国需要扶持的新兴产业。比如新能源、新材料、IT技术、文化、装备制造、医药、环保产业等,都是国家扶持的重点。应该说,PE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推动力。
二是PE与传统的融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融资方式是债务融资,仅为企业提供资金方面的帮助。而股权投资基金则不同,它属于投资企业的股权。不但为企业带来了资金,还提供了先进的管理思想、行业的资源,同时帮助企业发展壮大;另外还能为企业完善高质量的管理团队。很多企业原来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思想很落后,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企业的股权后,在其管理控制体系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对企业的管理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三是PE也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有的企业股东结构复杂,治理结构不顺畅,通过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企业治理结构可以得到完善,决策、运营、管理方面都会更加顺畅。


中国股权投资基金仍存在不少问题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国的股权投资基金存在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几年,中国的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迅猛,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直接投资模式,而被大家所接受,但在这辉煌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健全。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全新的投资模式,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今年温家宝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到了股权投资基金的字眼,这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由于缺乏相关的法规体系,而采用现有的法规不能完全适用这种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且存在法律冲突,造成对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审批不明确,各部门出台的政策缺乏统一协调,使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受到了影响。我认为,要想解决这种无序状态,需要对现有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信托法》以及涉及外商投资、境内并购、海外上市、海外投资等相关法规予以整合和修订。
第二,股权投资基金的信用制度尚不健全。良好的信用制度是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的基础,在美国这种信用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在中国市场上还没有形成以“信用”、“诚实”为基础的运行机制,国家也没有相关的信用管理制度及惩戒机制,尤其是很难规避基金管理人造成的“道德风险”,再加上国家还没有个人破产的相关制度,所以,基金管理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还不能真正履行,这无疑加大了基金投资人的投资成本和风险。这也是阻碍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股权投资基金募集渠道的法律规定有待完善。在中国,拥有巨资的金融机构,例如银行、保险、证券等还不能完全直接进入该领域,如果主力资金涉足该领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单凭个人投资者是很难有所大作为的。
第四,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产业链还不具备,股权投资基金的盈利方式与一般的投资方式不尽相同,它主要是通过上市、企业并购、股权回购等方式退出目标企业从而获得资本增值收益,在中国还需要完善和建立与之配套的政策环境和市场体系。
第五,缺乏具有丰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经验的金融人才。

中国VC/PE发展之专业建议

记者:在中国,真正的风险投资很少,这与美国差异很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哪里着手?

王树海:从风险投资和私募投资的角度看,中国的法律和体制还没有完善。按照我的理解,风险投资就是投资企业的早期阶段,比如大学某个科研项目的项目计划书。而PE应该是投资企业的中期,即快速成长的阶段。可现在多数风险投资过于追求资本的增值收益,把风险投资做成了保险投资,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实现投资人收益的最大化,很多都是投资成长期甚至是行业竞争度已经很强的企业,而那些急需“雪中送炭”具有创新性高科技项目或初创期的企业很难得到风险投资的青睐,这与国家对风险投资企业定位扶持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的初衷越来越远。
造成这种情况有几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国创新体系尚不够完善,有很多早期项目还达不到风险投资的标准。比如大学里面的科研成果,它的创新性和市场空间都很有限,并不适合投资。二是中国的政策也不完善。要想让风险投资投资企业早期阶段,首先,要从制度、政策、税收等方面加以规范,尽量降低其投资风险。其次,可以对投资早期阶段的风险投资基金进行政府补贴,因为投资早期项目风险较大。第三,应该大力扶持中国创新企业。吸引大量资金到真正产生产值的地方去,创造出符合市场空间、符合投资需要的项目。虽然中国的投资项目不少,但从投资学和金融学的角度来说适合投资的项目并不多。大学里有很多科研成果,但这些科研成果为什么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因为有风险,市场空间小。第四,要加强VC/PE相关知识的培训。有很多企业并不了VC/PE的运作方式,只懂得传统的债务融资、银行融资,但实际上VC/PE的投资有双向性,有时候投资方看上了某个项目,但融资方不一定接受,这是一个双方博弈的过程。就我们的了解,80%以上的管理层都觉得,只要有银行贷款,就一定不会选择VC/PE。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弊端,他没有看到VC/PE带来的其他方面好处,包括行业资源、金融管理思想和企业治理结构等方面。
目前,中国的VC/PE之间区别越来越不明显,国家需要在相关的规定中实现差异化定位,使风险投资主要侧重投资偏早期的企业,而私募股权投资主要侧重于中后期的企业,这样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起到应有的作用。

记者:我们都知道把投资方和融资方连接起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从双方的角度看,各自存在哪些问题?

王树海:造成这种困难的因素有几个。首先,从投资方的角度看,现在投资机构的投资标准太高,投资有风险,他们为了降低风险,把投资标准定得太高,甚至不允许有风险。比如,投资方可能要求企业有一定的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每年也要有一定的增长率,净资产达到一定数额、有一定的增长率。这些都是为了控制风险。其次,从企业的角度,很多中国国内的民营企业还缺乏现代化的管理理念。比如有很多企业连正式的财务报表都没有,这让投资人无法判断企业的具体情况。另外,企业也不知道如何去发展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还缺乏相应的股权投资知识。

记者:您认为,企业对自己出让的股权应该如何进行合理定价?目前通常采取的是什么定价方式?

王树海:这是股权投资领域最重要的一个难点课题。一个企业的价值很难用数学模型描述。目前投资界还没有一个模型可以进行定价。因为股权投资基金涉及到企业的股权,这就使得在定价方面会产生很多异议。从融资方来说,他有高估企业价值的倾向,投资方则刚好相反。而且企业价值不仅包括我们定量分析出来的价值,还包括许多无形的价值,比如企业的商誉、管理团队、核心技术、市场空间,这都是无法用数学模型量化的价值。可以量化的有企业的净收益、净资产等,其他的很多东西都难以评估,即使评估出来,双方也有认知差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股权投资相对要困难一些。
目前最常用的定价方法是净现金流折现法,评估单位要评估企业的净现金流,按照一定的折现系数确定企业价值。还有市场法和重置成本法,市场法即评价企业的在行业中的竞争能力,重置成本法最简单,即按企业的净资产计算价值,但这种方法否定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我认为,还是目前采用的净现金流折现法比较合适,因为它既体现了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盈利能力,又评价了资产状况,考虑到了多方面的因素。(采访人物摄影  王南海)

 

 


王树海简历

王树海,中国资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专家、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天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总裁、滨海国际股权交易所副总裁。
他长期从事高科技企业的管理、整合和并购工作。曾就职于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用友软件股份公司并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曾主持完成了多家高科技企业的融资、并购、整合和上市,在企业价值研究、融资和并购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曾多次应邀在国内大型企业股权投融资论坛上进行专题演讲,为多家上市公司企业集团和大型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内部培训,并应邀为南开大学高级职业经理人班、清华大学资本运营总裁班学员讲授私募股权投资实战操作课程,其演讲内容以极强的实战性和可操作性得到市场高度赞赏和认同。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经济观察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中国企业报》、 《金融时报》、天津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和新浪网等国内近百家财经媒体对王树海先生均有专访或报道。

点击天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天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以下简称“基金中心”)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发展要求,为加快天津金融改革创新,促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由天津市政府授权成立,面向国内外股权投资企业建立的中国国内首家专业从事股权投资企业服务的平台。
基金中心作为中国国内第一家成立的专业从事股权投资基金服务的平台,率先推出了“一条龙”式服务,服务涵盖了从基金设立咨询、基金设立、备案推动、资金募集、商务办公、项目对接和转让退出等整个过程。成为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包括中央电视台、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在内的近百家国内外知名媒体的广泛关注。
截止目前,通过基金中心设立和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企业)已达到了306家,认缴资金总额达到382亿元,管理资金规模达1300多亿元。国内外众多知名基金企业如鼎辉、弘毅、宽带资本、普凯、新天域、中信资本、红杉资本、软银投资、美国华平投资等已经落户到了基金中心。在国家发改委备案通过的22家基金及管理企业中有14家是在基金中心成立,占据备案总数的一半以上。2010年9月,基金中心作为为天津市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和亮点, 被纳入“天津金融改革创新重点推动工作计划”,受到了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股权投资基金聚集和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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