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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谈全球投资并购趋势

来源:国际融资 发表时间: 2012-09-07

Jin Liqun: trend of global M&A investment
金立群谈全球投资并购趋势
■本刊记者 李留宇 越石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谋求海外新发展,海外投资和经贸活动所面临的风险也进入高发期。在国际化进程中,中国企业该如何面对海外市场的挑战?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如何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可?全球投资并购的发展趋势将会怎样?等等,为此,《国际融资》记者专访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金立群先生

记者: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自身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解决?

金立群: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总体态势是好的。最近几年来,有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纷纷走出国门,致力于开拓海外市场,扩展业务,成果丰硕。但是,也要看到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有些企业对国际市场的认识和战略准备不到位,不择时机,盲目行事,或是单纯追求所谓国际企业的形象。第二,勇气有余而审慎不足,在一些重大的交易中,企业决策者容易表现出冒险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第三,有些企业的内功不强,经营管理能力、竞争能力和国际视野都有一定的局限。第四,有些企业风险意识比较薄弱,风险分析能力比较差,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往往判断失误。在这种情况下,要到海外市场上去争得一席之地,获得较高的利润,是十分困难的。最后一点,中国还缺少有效的中介力量支持,信息不对称,比如,在法律文件条款中,会有很多陷阱,中国企业往往拿不出自己的法律文本,只能用对方准备好的文本,而且没有高度的辨别力,留下了隐患。
此外,中国企业议价的能力也比较弱,客观条件也使中国企业很难主导议价市场,基本处于被动局面。企业到一个国家去投资,一定要了解东道国的法律法规、摸清当地的市场环境,还应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信仰等等,和当地的社团和民众搞好关系,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金融服务必须紧紧跟上。金融服务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更为重要的是提供各种所需要的金融产品和咨询服务,能够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说,企业“走出去”需要政府的支持,对此我非常赞同。国家有关部门当然要支持,但仅有政府支持是不够的,还要依赖民间的中介力量,为企业进军海外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非金融的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得到金融企业的支持,没有金融服务,企业大量“走出去”是不太可能的。

记者:有些中国企业觉得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于是选择到海外发展,以此规避中国国内竞争,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金立群:这个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绝对。世界上没有真正饱和的市场,只有饱和的产品。比如手机,目前市场上的手机很多,但苹果手机出来以后,大家就都抢购这个品牌的手机,而冷落其他品牌,对于其他手机来说,市场就是饱和了,但对苹果手机则没有。或许过一阵子,苹果手机也会饱和的,如果谁能开发出新一代的产品来,那么,这个市场又会到他手上。
谈到很多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是想规避中国国内激烈的竞争。对此不妨打个比方,你在国内考不上大学就到国外去念大学,不就是规避了吗?但是,你在国内考不上名牌大学,国外的名牌大学十之八九也是进不去的,只能去一些差一点的大学,即使拿了洋学位回来,中国国内现在也不认。如果有些企业“走出去”的目的仅仅是想规避中国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那么,一般来说,他们在海外拓展的成功概率也不会很高。所以,企业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位置,看准自己的优势,寻求最好的机会。
一般来讲,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在海外成功的概率相对较大;在中国国内做不好的,在国外要想做好也是比较困难的。有的企业抱有一些幻想,比如,以为并购了国外企业,就能够拿到其核心技术,实际上,一般情况下拿到股权不等于拿到对方的核心技术,对方会设下很多障碍,使得中国企业拿不到所需的核心技术。因此,企业还是要通过自己的研发能力来提高竞争力。现在,中国国内一些具有相当大规模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在海外发展得很快,不是因为在外面拿到了核心技术,而是因为它首先在本国开发了自己的原创技术,利用优质产品和服务来开拓海外市场。所以,不要有规避中国国内竞争、到海外去讨便宜的想法,这种想法是不太现实的。
另一方面的关键在于一个企业的产品是否拥有市场,而不在于企业设在哪里。有些企业尽管看来并没有“走出去”,但实际上占领了海外的市场,所谓“身在家中坐,生意遍天下”。举个例子,日本没有自己大的航空工业,但是日本积极参与波音公司的合作。据我所知,日本参与和波音787机型的生产,其中波音787飞机中有1/4的部分是在日本生产的,包括它的复合材料。可见,只要有核心技术,有很好的研发能力,不断走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企业就会有市场,就能够取得成功。因此,对待企业“走出去”的问题,要有更加全面的眼光、更高的视野。

记者: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已经进入资本“走出去”的阶段,以并购的方式“走出去”是一些企业的主要方式,那么,您认为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金立群:从企业本身对外投资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明确企业“走出去”要干什么?有些企业有了钱以后,会考虑出去并购。这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企业在全球生产链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并购要达到什么目的?切不可盲目并购。
举个例子,以前的大企业很多是垂直化的管理。当年美国的汽车制造行业,总担心钢材质量、价格、供应等得不到保证,于是就会去收购钢厂;有了钢厂以后又感到很不放心,不知道铁矿是不是有保证,于是又收购了铁矿;收购了铁矿以后又要炼铁、要保证焦炭的供应等等,企业的生产覆盖了从上游到下游的垂直的全过程。实践证明,这种生产方式有很大的弊端。在这种生产经营的方式中,每一个层面的经营情况都关系到企业的整体经营情况,每一个局部,都会对全局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而使企业背上很沉重的包袱。这就是垂直一体化的组织模式在后来逐渐衰弱并最终被放弃的原因。最后,众所周知,整个企业的发展受制于效率最低的那个环节,企业原来的主业反而因此受到了影响。
现在常说,企业发展需要有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企业要从事什么样的经营,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存。海外并购必须考虑到今后的掌控能力,否则,把钱投进去之后,就无法控制整个企业的管理和生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另外,现在生产供应链遍布全球,在这样的生产环境中,企业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记者: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威胁,您怎么看?

金立群:现在,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热情非常高,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十年来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争取投资接受国政府、社团以及有关组织的支持。
任何误解都会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资金的流出在不断增加,但总体上的,数量还是有限的。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大量引进外资,一度被有些人认为中国过多地输入资本,影响了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来源。而现在,国际社会上又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大量输出资本,是为了争夺原材料。
我们看到,中国无论是引进外资,还是输出资本,国际社会都会产生担忧。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误解。我们一定要努力消除这种误解,要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双向的投资活动是很正常的,是互赢。这样的宣传工作当然需要由政府来做,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跟其他国家的双边或者多边高层论坛中,双边和多边贸易和投资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企业本身也要努力做工作,尽可能地化解矛盾。
中国对外投资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中国资本的输出真的对有些国家构成了威胁吗?答案肯定不是。我们可以把中国和全球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流量(即每年流出的资金)和存量(即对外直接投资的余额)进行对比,2010年,在中国经过了十年对外投资发展以后,我们依然发现,美国的投资流量是最高的,超过3000亿美元;存量也是最高的,将近5万亿美元。德国对外流量每年也达1000多亿美元,存量也有将近1.7万亿美元。而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则不到700亿美元,存量更是有限。中国的存量排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瑞典之后,流量则排在美国、德国、法国、中国香港之后。所以,认为中国的对外投资给有些国家造成了压力,甚至是威胁,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荒唐的观点。

记者:那么,中国该如何消除别国的误解?

金立群: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大量海外投资,争夺资源。我对这个问题在不同场合都做了澄清,不是这么回事儿。中国的确是大量进口能源、原材料,这是因为中国正处于全球生产链上的制造业环节,中国需要各种原材料,需要更多的能源,也会有更多的排放。但是,中国制造业生产的大量产品,最终消费地点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北美和欧洲国家。换句话说,中国消耗了原材料、能源,增加了排放,但是,享受的是发达国家。
有一次,美国亚洲学会请我去参加一个早餐会,要我去讲话。在这个早餐会上,我就跟他们说,发达国家总说中国大量地夺取资源,大量排放,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我打了个比方,今天我们在这里参加早餐会,我们大家在吃早餐,我们没有排放,我们也没有去直接拿各种原材料,直接拿原材料是厨房里的厨子,排放的也是厨房里的厨子,让我们同声谴责这个厨子:“你掠夺、你排放”。厨子听到这种话,一定会出来说:“我不做饭了,你们自己做去!我看你们如何不排放!”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
到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00亿美元,覆盖的行业有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制造业等。其中,金融业占17.4%,跟西方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而采矿业占14.1%,批发零售13%,制造业5.6%,房地产2.3%,建筑业1.9%。其他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所占的比例要比中国企业高得多。这些数字说明,中国对全球,对海外投资做出了贡献,怎么能说中国企业到国际上去大量地抢夺资源呢?显然是没道理的。
我希望大家在各个部门,不论是政府也好,还是大型企业也好,不要光想着就是把钱拿出去,或者去收购一个企业,一定要认真地对待可能发生的问题,尽最大的努力,去化解不必要的矛盾,来减少他国对中国的猜忌。

记者: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如何获得对方的认可?

金立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参与并购、重组的过程中,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走出去”的策略对企业自身长期的发展,包括技术的引进、管理水平的提高、市场的开拓等方面是不是有好处?第二,企业不能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还要站在他国的角度上来考虑,减少对方的担忧,要让当地政府感到中国企业的参与是对双方有利的,并不会威胁对方的国家安全,不会威胁当地的企业,而是双赢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走出去”投资的企业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宗教,还要为当地的一些社会、社团、民间做出必要的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学学外国企业的做法,外国一些大企业到中国来发展的时候,很重视社会责任,它们赚了钱,也会做一些慈善事业,以表示他们在这里赚钱的同时,也会对当地做出贡献。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过多元化的进展,随着我们国家整体竞争的提高,我相信中国对外的投资、并购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记者:前不久,赞比亚的一家中资企业科蓝煤矿发生骚乱事件,您认为中国企业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金立群:这个事件很不幸。我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不能妄加评论,但是,可以想象,情况比较复杂。不排斥有些人心怀不满,给中国制造麻烦。同时,这个事件也给我们的企业敲响了警钟。我们的企业一定要认识到海外投资的复杂性,要处理好劳资关系问题,防患于未然。

记者:未来,全球投资并购的发展趋势将会怎样?会呈现出怎样的格局?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在未来全球市场格局中能发生怎样的作用?

金立群:在这次的金融危机和目前还在发酵的欧债危机中,国际上大型并购事件有所减少,速度放缓。我想这是暂时的现象。现在,对有资金实力的企业来说,是个好时机,当然,目前债务危机尚未见底,风险仍然很大,不可仓促行事,贸然出手。等市场回暖之后,海外并购的规模和数量会增加。我们的企业可以蓄势待发,等待时机。随着中国经济体能的不断增大,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投资和并购业务一定会进一步增加。中国企业的影响力也会得到加强。中国的企业需要练好内功,强化管理,扩大视野,从而在国际并购市场上游刃有余,驾驭自如。

金立群:集学者睿智、官员修为、金融家远见于一身

金立群先生现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党委副书记。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常务副行长。
他还是国际主权财富基金论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外交学会理事,并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金立群先生自1980年到财政部工作,先后在外事财务司、世界银行司担任各级领导职务。1995年担任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98年任财政部副部长。2003年,竞选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职务并胜出,同年8月1日到亚行上任;2006年1月担任亚行常务副行长;2006年8月获得连任。2008年7月31日任期结束回国。2008年9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党委副书记。
他在财政部担任副部长期间,主管行政政法、金融和外事财务工作。作为主管金融的副部长,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他代表财政部参与中国金融行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工作,包括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债转股,帮助银行清理呆坏账,健全银行体系。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协助几任财政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双边和多边合作事务。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他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起草制定旨在加强多边金融监督,防范再度爆发金融危机的“马尼拉框架”;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机制、东盟加中日韩机制(即10+3)、20国集团论坛(G-20)等国际和地区经济合作会议,代表中国政府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和磋商。
他参与了中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他作为第一个中国政府的代表,到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登记,申请发行债券,从此,中国顺利进入美国的债券市场。2001年,经过国务院批准,他代表财政部再次到国际市场上发行主权债;首次发行欧元债,建立中国政府在欧洲市场上的债信基准。
他从1983年以来,参与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协助中国历届财政部长和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银行、商务部、海关等美国主要经济管理部门进行对话,以加强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关系,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特别是1989年以后,为重新恢复中美之间这一重要的对话渠道做了很多关键性的工作。
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第一位中国籍副行长,金立群先生在五年任期内,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五年多来,先后主管大湄公流域、南亚和中亚各国的贷款业务,并负责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的贷款和股权投资业务。为亚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改革、改组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参与中国银行、光大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杭州市商业银行等的股权投资。
金立群先生是中国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78年,他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师从王佐良、许国璋教授,攻读英美文学,后获硕士学位。1980年他赴美国工作,先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和波斯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院学习,从事经济学研究。回国后获高级经济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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