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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综合报告时代

来源:国际融资 发表时间: 2013-09-23

Toward the era of Integrated report
迈向综合报告时代
■本刊记者 南河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及世界对可持续发展共识的达成,原有的财务报告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在全球建立更广泛意义上的综合报告框架开始显得日益迫切。2010年8月,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由可持续发展会计项目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等机构发起设立,致力于为全球的公司提供一个清晰、简明、一致和可比的综合报告框架。2013年4月16日,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以下简称IIRC)发布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球征求意见。6月底,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首席执行官Paul Druckman先生来到中国,听取来自中国企业界和财会界的声音。期间,他同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品牌总监史迪文先生一起接受了《国际融资》记者的采访

记者:Druckman先生,您能否详细谈一下此次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理念出台的背景以及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推进这一框架的着眼点?同时,对于企业来说,他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创造价值,请问这一理念如何帮助企业实现长期盈利?

Paul Druckman: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成立于2010年,它是一个由监管机构、投资者、企业、标准制定者、会计职业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全球联盟。这个联盟的全体成员一致认为:有关企业价值创造的信息应该进行交流沟通,且这是企业报告未来发展的方向。
事实上,我们建立综合报告框架的想法由来已久,几乎20年前就有了,它之前有过很多的称谓,最常使用的名称是价值报告。2008年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现有的财务报告不能有效反映出企业面临的问题,它们已经不再符合我们的目标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财务报告是重要的,却不再是全面的报告的原因。也正因为此,价值报告或者说综合报告的时代来临了。
综合报告的理论依据是显而易见的。它为更深入地了解企业现在及未来如何创造价值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这一框架是可行的,它帮助企业理解不同的价值驱动元素,也就是框架中所定义的六种资本,是如何作用于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的。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不同的资本之间是相互依存和连接的,所以,我们不常区分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最后,如果企业不能有效地管理非财务信息,就会对其底线造成负面影响。
现在,一个企业对报告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是否合规,这导致了企业内部的竖井心理(着重于规程而不是着重于功能),所以,这些资本之间的链接没有真正实现。综合报告有助于击破这些心理,并展现一种更全面的画面。这也使得金融资本的提供者能够了解企业业务有多大的弹性,它的战略以及商业模式是怎样的。相应地,这个过程也建立起了信任和信心,并鼓励了更多的长期投资。
综合报告正在制定中。现在有90余家企业及30余家机构投资者在IIRC的试点计划中。参与这一工作的企业包括:可口可乐公司、中电集团、克洛罗克斯公司、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塔塔钢铁、联合利华以及韩国现代。参与报告框架试点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高盛、Natixis、APG以及挪威央行。
我们重视来自企业和投资者的经验。IIRC试点计划的前期结果表明,综合报告为这些组织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
为与金融资本提供者之间更好地建立沟通提供了基础,使组织能够更好地履行其管理职能。
把组织的战略和商业模式放在与金融资本提供者之间进行沟通的核心位置,以更好地阐明投资项目。
对组织内部竖井心理的突破,展现了更多有关价值链以及业务核心风险的信息。这种更大的透明度可以通过树立核心团队的未来愿景,提供企业长期有价值的信息,从而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

记者:史迪文先生,那您是如何看待综合报告的呢?

史迪文:综合报告的益处在于其透明度及促进企业长期价值的创造。ACCA曾就公共价值即践行商业道德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及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谈过很多,而综合报告能在所有这些方面起到作用。我认为这对于金融专业人士为他们提升价值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通过帮助他们提高企业报告水平,能够增加与投资者的互动并优化决策过程。ACCA囊括了整个金融价值链及战略技能方面的专家人员,这意味着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去推动类似于综合报告这样的创新。
关于综合报告,我还想强调的几点是:
综合报告在企业所惯用的金融资本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资本的概念。通过鼓励企业在考虑金融资本及制造资本的同时,也考虑社会和自然资本,企业负责人将对他们到底是如何创造价值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做出改变,比如在公司如何组织及运行,及其如何进一步带来公共价值的提升上都将有一个大的改变。
报告框架的实质性方面将鼓励企业确保其在与价值创造相关的所有方面都是透明的——这将帮助投资者真正了解他们所投资的公司。
综合报告还将风险与控制报告整合进框架内——鉴于金融危机中最大的问题围绕着这些领域,这将有助于恢复对商业及金融专业人士的工作信心。
综合报告框架将着眼于战略和业绩表现。为了采用框架的原则和内容元素,企业不得不把其管理报告和决策制定路径放在最高的行政级别上。董事会的战略优先事项以及他们在决策时所使用信息的外放将使综合报告对投资者来说变得极具价值。ACCA认为这同时也会提升公司的可信度。
综合报告框架将与其他报告标准和框架并存,比如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通过嵌入治理和可持续性,综合报告符合很多年前构想的“三重底线”的原则。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三重底线”的时机可能要到来了。

记者:事实上,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多报告标准、复杂的体系来预测未来,然而,尽管如此,也许就如同天气预报一样,我们可能总是缺乏足够的数据。Druckman先生,您认为综合报告能解决这个问题吗?综合报告区别于其他报告的关键点是什么?

Paul Druckman:我认为综合报告和原有体系的逻辑不一样,它不需要设立更多的标准,不是更复杂,它给已经显得太多的信息带来关联性。我们想要做的是试图去理解企业是如何创造价值的,而不是创造更多的标准让企业去遵守。它是有关“更少”,而不是“更多”。我们确保我们的关注点是在价值创造上,而不仅仅只是关注信息。这是综合报告的本质。企业的战略是什么?企业的商业模式是怎样的?这些东西在以往报告中无法看到,所以,需要使用新的框架去阐明企业价值创造的整体图景。在大的构想中,我们致力于解决两大议题,一是可持续性,另一个是世界领域内的财务稳健性。我们希望自己是这两个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这里还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一下综合报告的概念。如果把公司报告工作比喻为一辆汽车,不同的车道相当于是不同的报告标准,一条车道可能是GRI,另一条车道可能是IFRS,还有很多其它的车道等等,所以,你可以选择最适合你的车道,或者说选择最适合你的报告模式。那么,汽车有很多镜子,而财务报告等很像倒车镜,利用它去看一下公司过去的表现怎么样。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用侧视镜看一下两边情况怎么样,还要通过前面车窗看一下未来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当你看的时候,还可能出现有雾的情况,所以,即使在向前看的时候,你还要去摆脱大雾对你造成的影响,你需要非常清晰地去了解你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所以,我希望这个能够代表我们在IIRC所做的一些工作。简单地说就是财务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都非常重要,但是,在我看来,这还不够,综合报告将会把报告的内容和它的目标整合在一起,去反映企业价值创造的全面图景。

记者:史迪文先生,您如何看待综合报告在中国企业中的推广和应用?中国企业参与综合报告的必要性在哪里?

史迪文:我认为中国企业参与综合报告很有必要。中国企业也经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在关注国际市场。事实上,我知道有很多CFO想要确保它们在企业里有很强的领导力,他们关注领导力以及企业的业绩表现。在我看来,这些是有关联性的。因为很多年来,在世界很多地方存在一个疑问,就是现有的企业报告是否能够满足投资者的需求。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尽管有些投资者仍然认为目前年报还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但是,值得警惕的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依靠其它信息来源,大家对于企业所提供的信息表示怀疑,同时他们也认为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之间缺乏协调性和联系。因此,大家不是很相信现在所使用的一些企业报告。在这个意义上,综合报告显示出其价值,因为它包含很多重要的信息,包括有关金融资本、制造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等信息,投资者能够通过这些资本的使用情况预测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看到企业商业模式中潜伏的风险,简而言之,综合报告给了我们更好、更全面的图景。从ACCA的角度看,我们欢迎那些能够给报告使用者带来更大益处的企业报告模式。

记者:Druckman先生,据我所知,国际综合报告将从企业利润、人文、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反映企业运作状况,但是,各国的政策法规条款不尽相同,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评估审查、运作模式也大为迥异,在不同的国家、行业背景下,综合报告的实施免不了要遇到障碍。您能谈谈都遇到过哪些障碍吗?

Paul Druckman:当开始我们的工作时的确面临很多问题:综合报告的想法是否可行?这一概念能否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推动报告进展的倡议得到推行?尤其是,企业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综合报告?我们现在活跃在25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比一些大型跨国企业更加国际化。我们在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巴西、美国以及德国等国家获得支持的速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没有料到我们能在短短的两年内获得这么多支持。
考虑到IIRC试图达成的目标——跨越国界和行业以及不同的监管机构所实行的不同的监管路径,这一目标确实可称得上是雄心勃勃。尽管推行以来反响很好——很多企业以及证券交易所都认可了我们的工作,然而,正如任何改革一样,在前行的过程中总会存在一些障碍。例如,澳大利亚有一个有关董事责任的全国性讨论,那我们就需要考量它对综合报告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在美国,围绕报告前瞻性信息外放可能带来的风险也有一些争论。然而,总体来讲,由于综合报告是一个市场主导的倡议,它所收到的反响还是很正面的。IIRC现在正专注于确保资金的提供者、综合报告的初级用户能够体会到综合报告确实是达到初衷,是能够帮助他们获得与价值相关的信息,也能为长期的市场稳定做出贡献的。
此外,我们不希望综合报告流于形式。企业可能会说,我们很高兴采用综合报告,告诉我需要写些什么,我们可以去写。我们会说,告诉我们你的企业是怎么样的。很多时候,企业希望我们告诉他们需要怎么做,而综合报告是为了让企业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做。我们一定要确保,这是一种双向的沟通,而不仅仅是一个合规的操作。事实上,这可能才是综合报告实践起来面临的最大障碍。

记者:史迪文先生,能否请您谈一下ACCA参与推进综合报告的动机及ACCA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史迪文:ACCA从综合报告委员会成立时就加入进去了。ACCA首席执行官海伦·布兰德是高级别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战略指导委员会的一员,同时ACCA也是国际综合报告90多个试点组织之一,我们在2011~2012的年报中第一次采用了综合报告的形式。我们现在也在使用综合报告的框架制作我们2012~2013的年度报告。
站在更广阔的角度去看待企业报告的问题是ACCA研究的主题之一。这里,我们看到了企业报告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它和投资者需求的相关性。在这一主题下,我们也看到了需要去改变什么以及如何使商业模式具有可行性和相关性。
我们最近关于这一主题的报告是IIRC和荷兰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共同开展的。这一报告探讨了能被认定为综合报告这个基本概念下的多重资本的问题,例如金融资本、制造资本、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社会与关系资本及自然资本。当把这些资本都综合在一起时,它们就代表了一个机构的价值创造的重要图景,而这恰恰是综合报告中重要的部分。
近年来,ACCA所收集的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报告应该把投资者放在报告过程的核心。300名投资者中接近2/3参与了我们报告中“了解投资者”部分的调查。“企业报告走向”告诉ACCA:企业经理们在他们所报告的财务数字上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且相当多的投资者反映说他们会给予那些来自于企业外部的信息而非传统的企业报告更多的重视,比如一些新闻和社交传媒上的信息。令人担忧的是,45%的受调查者认为,企业年报是没有用的。而对于综合报告来说,93%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综合报告这一概念。
ACCA支持综合报告框架背后的思维及其发展,同时,我们也会继续探索其它模式——比如近日宣布的G4指引——以作为我们未来关于企业报告的工作重点。

记者:据我们所知,数百家企业参与了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意见稿征询,您是否能与我们具体分享一下这些企业的反馈情况?

史迪文:截至目前,很多反馈认为,建立综合报告框架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也是报告发展的正确方向。但是,企业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来采用和适应综合报告,以更好地为报告使用者提供服务。ACCA会不断参与综合报告的发展,我们意识到这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有些企业很快就能参与起来,有些企业则起步较晚,这都很正常。另外,之前我们可能就综合报告有助于建立信任谈了很多,事实上,综合报告很重要的一点是关于控制——控制企业的风险、确保企业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等等。

Paul Druckman:我们此次来中国的原因就是为了确保我们了解来自中国企业的反馈意见,因为在之前综合报告框架产生过程中,中国的参与还不是很多。我们前段时间在深圳、北京、上海、香港举行圆桌座谈,收集来自中国这些主要区域企业的意见。我们试图通过这个机会将中国的想法融进综合报告框架的制定中。

何为综合报告

综合报告是企业报告的一种形式,旨在将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整合在一起,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加全面、相关、准确的决策信息。与传统的企业报告模式相比,综合报告摒弃了对短期业绩的过分强调,而将重点放在传递企业创造长期价值的信息上,并且全面反映了企业各种资本运作的情况,包括财务、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等方面。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研究制定国际综合报告框架,遵循原则性导向,规定企业编制综合报告的基本概念、指导原则和主要内容,以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综合报告编制原则。中国也积极参与到了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的制定工作当中,原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李勇是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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