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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革,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仍可期

来源:国际融资 发表时间: 2015-01-14

China maintaining high spe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expected through reform
通过改革,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仍可期
■本刊记者 李留宇

过去30多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高速发展,这样的增长能否持续?中国当下面临着怎样的问题?未来又有哪些投资领域值得关注?在第六届全球PE北京论坛期间,《国际融资》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女士。她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是“未富先大”的问题,如果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政策和改革能够继续,未来中国仍可以保持中高速的发展
China has achieved remarkably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while will such growth continue? What problems is China confronted with? Which investment fields are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in future? The report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gazine interviewed Ms. Liang Hong, CICC's chief economist on the sixth global PE forum Beijing. She said that China faces the problem “not rich before the big”, but China maintaining high spe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expectedif the reform could contimue.

中国经济发展,机会大于风险

记者:在您看来,以往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梁红:如果扣除物价变化,在过去的30多年,把中国和其它高速发展的国家放在一起比较,中国的人均收入的发展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中国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来自这两方面:
一是因为我们的起点非常低。中国1978年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很穷,我们的人均收入在一个高估的汇率下,仅仅只是美国的1%。人民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也有很强的动力去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二是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再往下深入探究,其实就是对包括私有产权在内的产权进行了界定和保护。我们现在谈的私募,也就是私人股权,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相对于过去的“公家”而言,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正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梁红:经过了改革开放后37年来的奋斗,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了,但俗话说“鞋大鞋小脚知道”,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美元计价,大概只是美国的12%,而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已经达到了美国人均收入50%的水平,显然不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跟它们比起来,我们还很贫穷。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日本的发展历程,日本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时候,其人均GDP也达到了世界第二。而在美日《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的大幅升值使得日本的人均GDP更是一度超过了美国。如今,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且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但与日本不同,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排名世界第85名,还很低,我们面临的是“未富先大”的问题。

记者:今后,中国能否保持中高速发展?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

梁红:中国GDP在2020年之前超过美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从人均上而言,我们在世界上只排在了第85位。很多东亚国家处于中国现在这样人均GDP水平的时候,它们都保持在了8%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且持续的时间也都很长。因此,中国仍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可能。
但这其中也有很多挑战。比如,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扩大的速度非常之快,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的贸易顺差同比增长一倍,对GDP贡献率达到了三分之一,但其真实原因并不是我们的出口需求多么强劲,而是中国自身的内需不足,只好把多余的产能输送到国外去。除此之外,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过度投资、泡沫、坏账率、未富先老等问题都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些政策和改革能够继续,继续对滞后的、约束经济效率提升的领域进一步改革,更好地界定和保护产权,进一步对外开放,那么,我相信,未来中国仍可以保持中高速的发展。

记者:有人担心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巨大风险,您怎么看?

梁红:很多人都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问题,甚至会引发下一场金融危机。但多方面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不会出现太大风险。
首先,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一大原因是外汇储备不足,但中国的外汇储备无论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是太多了,而不是不够。所以,在外汇储备方面我们不必担心。
其次,中国的银行流动性风险很低。现在中国银行业的储备金率是19%,而中国的贷存比极低,银行是处在城墙的保护中的,所以流动性风险很低,像2013年的“钱荒”,更多的还是政策执行层面的问题,并不是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从各方面表现来看,如果改革能向前推进的话,中国经济更多展现出来的是机会的一面而不是风险的一面。

降低杠杆率需要减少储蓄和金融改革

记者:既然中国发展状况良好,为什么国内的投融资渠道仍然不畅?

梁红: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有大量的投资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流出了中国,而国内的投资一直不畅。中国在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美金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资本输出的大国,这样的资本输出是很没有效率的,在历史上也是很少看到的。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把自己的资金转化成有效投资的能力极差。
中国的投融资基本都是靠债权来实现的,而英美等发达国家主义是以证券融资为主导,因此,在中国大家都很关心杠杆率、投资效率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的杠杆率又逐年增高,给企业带来了很大负担,进一步弱化了企业投资能力。
有人认为依靠紧缩的政策就能降低杠杆率,但从事实上来看,依靠政策去收紧货币、提高利率是不会改善这一结构性的问题的。2003年至2007年,中国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时候,杠杆率反而比较平稳。2012年至2014年,中国的货币政策趋紧,利率相对比较高,结果中国经济杠杆率加速上升,债务占GDP比重越来越高。所以,依靠央行收紧货币来降低杠杆只会适得其反。

   记者:那么,您认为高杠杆率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梁红:在我看来,只有两种方法能够解决高杠杆率的问题,要么把中国的储蓄率降下来,要么把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好,尤其是股权融资。
但目前,相对于中国每年60万亿的经济总量和十几万亿的融资需求,银行贷款还是主要的融资方式,股权融资的占比还是非常小。哪怕是在近期股市相对比较好的时候,股权融资的总量也往往只有几千亿左右,这与银行融资相比根本不是一个量级。至于新三板、四板等股权融资方式,我个人认为很好,但从目前看,企业从中能获得的资金对于中国整体的融资需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最近中国股市走势很好,所以我们也希望证监会赶快放开新股发行,让企业有机会获得更多融资。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降低储蓄率的问题,那么,目前中国的储蓄情况怎样呢?

梁红:中国中长期的问题在于我们有很高的储蓄率,且多年来居高不下。当我们看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的居民是净储蓄者,中国的储蓄率超过50%,在世界上排首位,这是我们金融不发达的一个表现。但随着中国老百姓买房、还房贷,近年来居民的储蓄率是在下降的。
而当我们从国家层面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不同渠道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大概是220%~250%,这在全球来说是非常高的。但与此同时,中国的银行存款占GDP的比例则达到180%,这在全球其它国家是没有的,没有人会一边借钱还一边往银行里存钱。

记者:既然居民的储蓄率在下降,那么,是谁借钱往银行里存呢?

梁红:这是中央财政、机关团体的存款。截至2014年9月底,不包括国有企业的政府机关团体共持有约18.3万亿元的银行存款,同比增长了18.8%。近年来,政府部门的银行存款以每年近20%的速度增长,占M2的比重持续上升。
过去10年,中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已是储蓄的净提供者,尤其是在2009年四万亿的刺激以后,我们看政府的负债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也就是说,这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没有在显性的政府借贷上有任何表现,讲得再直白一些,这次经济刺激基本上就是企业和银行来买的单。如果说要降储蓄率,政府的储蓄率应该降下来,与其将政府资金沉淀在银行里获取1%、2%或3%的利息,还不如拿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

记者:您认为政府将多余的资金用在哪些地方更合理?

梁红:中国减税、减费的空间是巨大的,很多企业和地方上的一些基建项目都在借着利率8%以上的贷款,它们的压力非常大。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杠杆率的问题、投资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沉睡在银行里的政府储蓄拿出来,作为投资的资本金,或者将这些资金用来减税、减费,将能为企业和居民的消费进一步减负,并能解决很多问题。当然,政府也可以加大其它社会性开支,包括增加社保或者购买一些公共服务等。

未来投资,关注三个变化,看好五大领域

记者:以您的分析和判断,今后有哪些与经济相关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

梁红:第一个是消费升级。我们看到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正在上升,而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会让居民消费上升的趋势更加明显。以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来看,算上农民工,中国已经有一半人进了城,但是从户口的概念上讲,只有三分之一人口进了城,未来几年户籍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将会有更多农民变市民,这其中就有很大的投资机会,包括消费投资。这里的消费不只是我们日常讲的买东西和服务,也包括大消费概念上的金融和房地产。
第二个是国企改革。上一次国企改革是1997年至2007年,这段时期国企上演了“大象起舞”,也是上一轮牛市的根基。如今,A股的上市公司中有60%左右是国企,这就是最近股市发生变化的原因。不关心股市的人可能怀疑这又是一个泡沫,但实际上,近期很多投资是因为对国企改革的预期,使大家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也就是说“大象起舞”的时候又来了。
第三个是居民家庭财产配置从“砖头化”到“证券化”。过去十年我们的投资主要就是房地产、基建,都是“砖头”。随着改革的推进,很多证券化的过程会加速,比如优先股、资产证券化。即使以后大家仍看好房地产投资,也不一定非要去买“砖头”。

记者:您看好哪些领域的未来发展?

梁红:2013年中金公司发布的报告中谈到了“寻梦(新)中国”,英文是“MEET (new)China”,即制造、环境、效率、科技、消费,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中国的制造业过去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中国一定还会是一个制造大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将会带来从“制造”到“智造”的变化。环境则是我们当前非去改善不可的一个领域。而效率主要指国企的改革,也是对我们过去很多无效的体制、机制的改善。另外,从长远来看,科技和消费也十分重要,尤其是消费方面,我们一定要看得广一点、大一点,中国的可持续消费一定是以大众为基础的,投资人一定要看到能够影响上亿人的消费趋势,而不是小众的消费。希望大家沿着“MEETC”去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和投资的新亮点。(摄影 于田)

梁红简历
梁红女士现任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获学士学位,之后获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
1998~2003年间,她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IMF亚太部任经济学家。
2003~2008年间,她供职于美国高盛公司,担任其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及其亚洲经济研究部主管。
2008年她加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2008~2010年期间,她担任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负责人,2011~2013年期间,她担任中金公司销售交易部联席负责人。同时,她也是中金公司执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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