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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

来源: 发表时间: 2019-10-13

Capacity Building:Key to Promoting Inclusive Finance
能力建设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
■ 本刊记者 李路阳 王芝清


普惠金融的核心是什么?解决融资难的关键需要突破什么?想要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难题,该点醒的是什么?一位投资银行家为什么会选择放弃令人艳羡的职业,转身从事普惠金融?带着这些问题,《国际融资》杂志记者采访了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理事会联席主席兼院长贝多广

 

What is the core of financial inclusion? What is the key to solve the financing problem? What are the lessons to be learned in solving the last mile of the financial inclusion puzzle? Why would an investment banker give up an enviable career to pursue financial inclusion? To find the answers, the reporte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gazine interviewed Dr. Duoguang BEI,the President of Chinese Academy of Financial Inclusion(CAFI).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普惠金融的核心
 
记者:这五年来,结合您的研究成果,您认为普惠金融的关键和核心是什么?最需要协调的矛盾是什么?
 
贝多广:普惠金融的核心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关键就是能力建设。在这方面最著名的当属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他是一位银行家、经济学家、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他和他创建的格莱珉银行(也称孟加拉乡村银行),因“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努力,荣获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穆罕默德·尤努斯先生和他创建的格莱珉银行通过金融手段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比如说把27美元贷款给42个妇女,用于改善卫生条件,送小孩上学,提高个人工作能力等等。尤努斯教授把五位妇女编成一个小组,互相督促。每周开会说明收支情况以及工作能力的改变,实现了由输血到造血的改变。
其实小额信贷技术在国际上已经发展了40多年,是很成熟的技术,只不过中国10年前才开始引进这些技术。最主要的机构推动者是国家开发银行,2005年国家开发银行从德国引进了针对微小企业贷?款提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IPC个体分析技术并推广到全国各地,中国很多地方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都把它作为小微企业调查分析的有效方法。高度制度化、流程化是IPC技术的一大特色,营销、调查、审批、发放、监控、催讨各个环节均有极其细致的操作程序及非常精准的技术分析,以保证贷款分析的准确高效。同时,将不良率始终控制在1%以内的水平,在同业风险控制方面处于领先水平。
虽然IPC技术解决了低收入人群融资难的问题,但投入的运营成本毕竟高,因此,要想实现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目标平衡,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商业价值的要求是可持续,而社会价值是要让这些群体不在成本巨高的情况下去借钱,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是利率不高又难以运营,这就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目前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贝多广:至少这五年来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成绩斐然,只是没有想到推进力度竟那么大。从普惠金融概念深入人心到全社会的动员,特别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参与力度是空前的。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该《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特别是要让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居于国际中上游水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要确保推进过程有条不紊。2014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还有20亿人没有或者是不完全获得银行服务,但是到2018年,这一数据下降为17亿,而减少的三亿人主要来自于中国。中国人在银行的账户拥有率已超过了96%,手机服务覆盖率也在90%以上,4G通信技术几乎覆盖到所有乡村,与此同时,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领先于世界;从银行的情况来看,大中小银行基本上都建立了普惠金融业务,大型保险公司也纷纷建立这类业务。2018年8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17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易纲行长宣布,中国行政村实现了基础金融服务100%全覆盖。银行结算账户和银行卡使用已广泛普及,电子支付迅速发展,保险产品和服务使用稳步增长,信用建设稳步推进,消费者金融素养有所提升,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建设取得进展,信贷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平稳增长,信贷障碍有所改善,但部分领域信贷支持有待加强。
尽管部分地区如浙江省已经达到了北欧的水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仍然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改善的地方。普惠金融有两个大指标:账户拥有率和账户使用率。从目前看,除了之前提到的银行账户拥有率已基本实现96%以上外,但还有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银行账户使用率却仅有60%左右,为什么相差那么大?农村很容易实现人均一张银行卡,但是卡中款项提取之后就不用了。更大的方面,在短期内实现普惠金融是好的,但是普惠金融是一个技术活儿,不是说仅凭情怀和政治热情就可以实现的。我们搞普惠金融不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是要交给市场来解决。当然,中国普惠金融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但是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建立普惠金融的生态体系是解决融资难的关键
 
记者:您对解决中国普惠金融的这些问题有哪些建议?您怎么看金融科技在其中的作用?
 
贝多广:除了解决表面的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外,更深层的是要建立普惠金融的生态体系,让各家金融机构发挥各自的功能,打通资本市场跟普惠金融的通道,打通大银行与小银行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的作用方面,中国已经领先世界了,但问题是如何实现更规范化,让传统金融机构如虎添翼,提升技术含量,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现在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探索了,比如说现在的助贷、联合贷款,金融科技和传统银行的合作,我认为还是很有前途的。
至于金融科技的作用,我认为金融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技术。从金融演变的历史来看,19世纪最大的金融技术创新是电报电缆,使得全球都可以进行金融交易。20世纪的金融技术创新就是ATM机,银行有下班时间,但是ATM机可以持续提供金融服务。再看今天的手机,又是一场变革。据我自己的观察,三个最核心的科技进步使得当今的金融业发生了革命性、颠覆性变化。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知道,金融交易是数据的积累,通过人工智能解决了数据处理的能力;第二个是互联网数据的传输技术,比如说在可以上网的条件下,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事件都可以同步传递到全球;第三个是数据接收,就是我们的手机,不仅可以接收,还可以互动。这三项技术的结合完全可以使我们不用设置营业网点,直接用手机来解决金融服务的问题。所以发生技术性的革命就会从根本上改变金融格局,金融跟科技永远是互相推进的,但是无论科学技术怎么发展,金融终归还是服务人的需求。
 
记者:您觉得科创板与普惠金融有关系吗?
 
贝多广:从股市发展来说,我觉得股市不要像过去那样只是为少数人服务,最好的发展方式是纳入到普惠金融体系。科创板就是资本市场当中专门为科技类的创业型企业服务的。这些企业恰好也是传统银行不太愿意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创板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未来整个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建设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记者:您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必须要建立专门为普惠金融对象服务的、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非银行机构”,能否就此详细说说?
 
贝多广:这需要联系到整个金融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将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发展简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中国从一个财政主导的计划经济转型,建立了一套现代银行制度。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财政金融的最大特点是大财政、小金融,银行是财政的账房先生,当时邓小平指出,经济体系的核心需要有银行,花了20年的时间建立了中国的现代银行体系,典型的标志是确认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将商业银行剥离,陆续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等专业性商业银行。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家发现银行主要是提供短期资金的,长期资金还要靠资本市场来解决。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建立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差不多也花了20年的时间。尽管现在的股市比较低迷,但实事求是地讲,现代资本市场在中国是建立起来了。近几年大家也意识到虽然中国有了一个现代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但是金融市场仍然不完整。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大量中小微企业和弱势人群,这些群体实际上是被排斥的,所以才会提出普惠金融。这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即金融发展的更深化阶段,把现有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升格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普惠金融的生态体系,这是未来20年最主要的任务。不仅银行要有包容性,证券、保险乃至更多的金融机构,甚至一批新型的非银行金融服务企业诸如小贷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等都要有包容性,中小微企业和弱势人群也都能够享受到服务。这就是未来金融发展最主要的任务。
中国的数字支付已经领先世界,现在正进入数字信贷阶段,可以展望未来还会进入数字理财阶段,通过手机可以买到各种理财产品,其中也包含数字保险等等。随着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深化,这些数字金融产品都会往前走。未来你可以看到中国金融体系的演变,这个演变基本上就是怎么样让现有的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各种非银行机构变得更加包容。
 
普惠金融就是要把最后一公里的客户变成第一公里的客户
 
记者:您曾提出,要把“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视为“最先一公里”,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其中的含义?
 
贝多广:好的。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最难的就是怎么帮助基层农村,毕竟为基层农村提供金融服务要更加麻烦,中国国内为此也做了很多探索。比如浙江有“舢板银行”,坐个船到舟山群岛提供存贷款的服务,内蒙古有“马背银行”,骑着马为住在蒙古包的人提供存贷款服务,但诸如此类的服务成本都非常高。所以我们说最后一公里,实际上是普惠金融的最大的难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搞的数字化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使得原来成本很高的手段可以打破时空约束,但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我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总部有没有把握住基层的服务需求和服务形态?有没有下沉到服务一线?比如说,一个在北京金融街或者上海陆家嘴的大银行几乎不会考虑到“将27美元贷给42个妇女”。
从这点上讲,所有的金融机构,如果真想要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那么,就要改变观念,走到社会的最底层,从最穷的村庄、最穷的人开始发展,把最后一公里意义上的客户变成第一公里也就是“最先一公里”。这就是说,真正以他们为中心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根据需求量身定做金融产品。后来我发现,这个观念是得到实践了的。比如民生银行就是从小微贷款起步的,在其10周年纪念日上,他们又提出“重新出发”,就是以客户为中心,满足这些多元化的需求,提供综合服务,解决实际问题。
 
记者:结合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您认为在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真正的主导力量在哪里?
 
贝多广:普惠金融五年规划中的亮点就是明确了一个原则,普惠金融的推进发展,必须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因为中国国内各行各业也有很多规划,但是如此到位的表述也不多见,特别是金融。政府最大的引导工作就是要花力气建立金融基础设施,这是政府最值得做的,比如普惠金融发展的内在障碍就是信息不对称,但是中国80%的信息由政府部门掌握,金融机构完全接触不到。之前广西田东县被指定为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政府做的一件具有引导性的事就是将县政府各部门掌握的信息放到网上平台,便于金融机构查询使用。浙江丽水政府在这方面也做得很好。从经济学意义讲,这些信息属于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这些信息,就是一件功德圆满的大事。剩下的工作就要靠金融机构自己的商业判断了。
与此同时,监管体系也需要同步跟进。尽管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很快,但是鱼龙混杂也在所难免,这就需要中国的普惠金融在“质”上多下功夫。这里边包括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但是真正落实到具体做事这个层面,怎么把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这个原则落到实处,在中国当前的发展背景下,确实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探讨。
 
普惠金融发展创新要紧紧依靠 能力建设才可持续
 
记者:那么,针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呢?
 
贝多广:我觉得刚才讲的这条“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还是要坚持的。当然,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创新原动力并不差,差在能力建设上。我认为,无论是政府监管,还是市场实践,这些小微企业的能力建设才是最大的核心。目前,国际上也多有讨论能力建设的问题,尤其注重中小微弱企业,特别是个人的金融教育、金融素养和金融能力的提高,这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到农村去,发现很多农民害怕借款,从来不愿负债,但是如果引导他们利用好金融杠杆,业务就有可能做大,所以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去改变他们的观念。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普惠金融的供应商也有能力建设的问题。不管是传统的银行,还是金融科技公司、创新型的金融服务商也要根据市场的变化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否则怎么能跟上数字化时代的步伐?再往前看,整个政府系统,尤其是监管部门,实际上也需要能力建设,只有他们的能力得以进一步地提高,中国的普惠金融的发展才能更规范、更健康。中国几乎每个县级政府都有金融管理办公室,很多金融办的负责人没有金融学历背景,工作相对比较吃力,现在增加了一个普惠金融的工作,那更是一窍不通,但是普惠金融却要全部落实到基层,从这点上可以看到能力建设任务究竟有多重!
我认为,普惠金融发展创新,必须要紧紧依靠能力建设,只有这样才会实现健康可持续,否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大家要有这种意识。(摄影 杜京哲)

 

                       贝多广:从投资银行家到致力于普惠金融事业的转身
贝多广先生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理事会联席主席兼院长、财政金融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88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他先后任职于中国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中金公司、摩根大通,有30年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我认识他大约是在十几年前,那时他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是中国投行界权威人士,我刊记者对他做过几次采访,说的都是资本市场的事儿。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著述颇丰,曾出版《宏观金融论》、《中国资金流动分析》等专著,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在中外最具实力的投资银行如鱼得水地干了18年的投资银行家怎么会从金字塔尖转身而下,去做普惠金融呢?而且沉下心来研究,推出了自己的最新著作《金融发展的次序:从宏观金融、资本市场到普惠金融》,并正在主持普惠金融国家发展战略的课题研究以及中国数字化普惠金融发展模式的课题研究。
采访时,我好奇地问他:“您在人们艳羡的投行已身居要职,为什么最后会选择离开,走向普惠金融?是什么促使您投身这一事业?”他对我说:“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正在中金公司负责寻找金融领域的直接投资机会,在浏览一些市场项目时,很意外地看到两个令人震撼的项目。一个是位于深圳的一家金融消费公司项目,其主要客户群体是像富士康那类公司的普通工人。我当时感到很困惑,这家公司为什么敢把钱贷给农民工?对方的回答是这些工人实际也有稳定的工资。要知道传统的商业银行是不会把钱贷给他们的。这家金融消费公司老总的回答让我意识到,中国已经从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了,消费需求不足。实际上,中低收入人群的有效需求没有得到开发,如果金融机构能够利用消费金融提高他们的实际购买能力,这不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一大途径吗?另一个是四川南充的一家小额信贷公司项目,这家小贷公司凭借小额信贷技术,为普通商贩、微型企业、大型养殖户和创业大学生等提供贷款,而且风控做得很好。没有抵押,没有信用记录,传统金融体系无法配套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却被普惠金融解决了。这给我相当大的震撼,感到普惠金融比投资银行更加具有社会价值,甚至更加具有商业前景。实践和观察让我领悟到,中国将揭开普惠金融的大幕。于是,我决定转行研究普惠金融。”
他回到母校,与时任校长陈雨露先生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设想,他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次建立起现代银行体系、现代资本市场以及涵盖保险、信托以及资产管理等一套貌似完整的金融体系,可是,这个金融体系却暗藏着重大的结构性缺陷,也就是说广大中小微企业以及弱势人群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一金融体系的排斥。逐步聚集的共识是,这种结构缺陷已经构成中国经济持续健康成长的致命障碍。中国渴望一个包容性的金融体系。”结果,他的建议得到了时任校长陈雨露先生的支持。
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小微金融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他被聘为该研究院理事会联席主席兼院长,在普惠金融建设事业中开始了探索之行。(撰稿 李路阳)


            点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hinese Academy of Financial Inclusion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简称CAFI)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2014年底成立)基础上建立的一家新型研究机构。CAFI致力于打造一流的专业智库和行业交流平台,推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实现“好金融与好社会”的愿景。
CAFI专注学术研究,探索普惠金融相关领域前瞻性倡导活动;汇聚国内外资源,开展研究与倡导、交流与合作、教育与能力建设以及创新与实践,为行业实践者和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与监管者提供支持。
CAFI拥有一支由行业资深学者和专家领衔的国际化专业团队。CAFI设有理事会和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分别来自监管机构、知名商业机构和国内外研究机构。CAFI的战略合作伙伴包括Visa公司、蚂蚁金服集团、中国民生银行、宜信普惠及飞贷金融科技等国内外知名机构。现任院长由贝多广教授担任,赵锡军教授担任联席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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