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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平衡思维探究解决问题之道

来源: 发表时间: 2019-12-16

Exploring Solution to Problems with Balanced Thinking
应用平衡思维探究解决问题之道
■ 本刊记者 李路阳  实习记者 李一凡

导致中美贸易争端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针对当今国际贸易出现的新问题、新模式,应建立起怎样的新理论体系?解决中美贸易争端问题为什么要走平衡路线?如何解决中国国内经济难题?产业是立命之本,怎么突破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经济增长与信用平衡有什么关系?……带着诸多读者关注的问题,国际融资杂志记者专程采访了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原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邹力行先生,他从系统平衡思维理论解析了这些问题

What is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China-US trade dispute? What new theoretical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response to the new problems and new models emerged in today’s international trade? Why should we take a balanced approach in resolving trad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ow should we solve China's domestic economic problems? Industry is the foundation of life, then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paradox about whether the chicken or the egg come first?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redit balance? To know the answers, the reporte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gazine interviewed Mr. Zou Lixing, th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Society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Analysis and former Vice-President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Development Bank. Mr. Zou analyzed these problems from system equilibrium thinking theory

研判中美贸易争端的深层原因

记者:应用您的系统平衡理论分析中美贸易争端,您觉得导致这场争端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邹力行:中美贸易争端是一个长期、复杂、系统的政治博弈,也是一个守成的最大发达国家与一个新兴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家利益之争。这场争端是迟早要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导致这场争端的深层原因主要来自五方面的问题:一是集中反映了全球变革中守成的发达国家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深层次复杂矛盾;二是集中反映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三是集中反映了中美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准备和估计不足;四是集中反映了中美两国相互了解不够;五是集中反映了经贸理论落后于贸易实践。

记者:您认为争端的深层原因首先源自守成的发达国家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复杂矛盾,能否就此详细做一下剖析?

邹力行:在全球经济中,发达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但相对份额在逐渐减少。比如1990~2011年,发达国家货物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从72%下降至53%,而发展中国家的货物出口比重从24.3%上升到47.4%。随着这一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有所削弱。尽管发达国家在科技上仍占有领先优势,但在全球化趋势下保持科技领先的难度增大了。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大力推进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但遭遇的质疑和抵制越来越多了。由于南北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形成了不对称的市场结构与要素流动。从优势上看,发达国家主导市场理念、规则和定价,特别是美国在资本、管理、技术等要素上优势显著;而发展中经济体,如中国只在简单劳动力等初级要素上具有优势,这两组生产要素形成不对称搭配和组合,反映在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在所难免。

记者:您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主要表现是什么?

邹力行: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以及各种贸易协定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也因此进一步增加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中美各持不同政治体制,但政治上又都强调责任,都希望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中国知识分子主张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美国知识分子也同样有一种天下为公的胸怀,甚至美国的一些新教徒也都在强调对社会的责任,为了他们的目标、事业和国家,能奉献一切。这种为人类做贡献的精神在一些中美精英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不仅如此,一些中美精英都有很强的参政意识,但是由于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别,使得完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两国政策人员,由于考虑问题时的出发点不同,服务的国家不一样,争议在所难免。

记者:您认为中美在对世界格局变化的认识上都存在哪些问题?

邹力行:在美国,不少人没有预料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总量在不久将来一个时期可能接近或超过美国,并没有做好心理与思想准备。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其直接的反应和目标就是希望尽力延缓中国的发展,防范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格局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既得利益构成冲击。
在中国,有些人被GDP数据冲昏头脑,以为总量提升了,就真的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就真的要成为世界老二了。殊不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质量和软件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均水平仍然很低,中国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虽然在总量上可能逐渐被中国赶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必然“沉没”,他们仍保持着许多长处,在今后一百年仍然会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世界。
世界的变在不变之中。世界矛盾运动变化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目前世界格局变化的本质是近年来各种新的矛盾促进国际社会出现重大调整的可能。这种可能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我们既要看到变也要看到不变。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因此,目前百年大变局说法要与中共十九大两个政治判断相协调,还要与习近平主席在G20大阪峰会强调的“协调、合作、稳定”国际政治基调相协调。

记者:您认为中美两国相互了解不够,对此,如何解释?

邹力行:中国文化讲究“和为贵”,没有主动进犯的基因和要素。中国追求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并非要把国家重新打造成“中央王国”,无意对外扩张疆土,无意扮演全球霸主角色,而是要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经济繁荣、人民安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美国文化有“两面性”。既充满开拓性,又富有侵略性;既充满科学性,又富有野蛮性;既充满民主性,又富有霸权性;既充满现实性,又富有理想性。血液中有一种敢于冒险的探索精神、崇尚科学的民主思想、尊重人权的法制理念以及“弱肉强食、胜者通吃”的竞争意识和坚定的民族自信。但是,不能过度自信,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强者,也没有绝对的弱者。我认为,中美双方对彼此文化差异的认识都不到位。

记者:您认为经贸理论落后于贸易实践,都有哪些表现?

邹力行: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贸易的性质和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贸易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实现最终产品价值的商品交换,而是为确保全球生产正常运转的必要环节。贸易的模式除了“横向贸易”“纵向贸易”外,还存在着大量的“环状贸易”。在“横向贸易”中,通过各取所长、互通有无,而进行横向商品交换,贸易容易平衡。在20世纪国际分工中,纵向贸易代替横向贸易,贸易更多地表现为全球生产中的流转环节,比较容易与上下游出现脱节现象,造成贸易的失衡。当今国际贸易正在形成“两头在外”环状贸易模式和平台操作,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实际上控制了市场理念、产品设计、要素采购、批发定价、零售定价、消费和市场反馈等重要节点,并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打造全新的经贸平台,而发展中国家还只是作为供销过程中的加工生产环节,仅获得一点点利润。比如“加州设计、中国制造”,中国每装配一部售价300美元iPhone手机,只能够在生产环节获利6.5美元。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实际上在继续恶化,从而使国际贸易不平衡因素更加复杂。沿用传统、垂直的产业链和经贸理论来解决目前的国际贸易纠纷是很困难的,所以必须探讨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记者:针对当今国际贸易正在形成的“两头在外”环状贸易模式,您认为应该建立起怎样的新理论体系?

邹力行:我们可能要遵循平衡规律,积极探讨国际贸易系统平衡理论与实践。首先,国际贸易系统是由相关组成部分共同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体。贸易系统平衡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现象,是系统矛盾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过程,是系统存在的重要方式。其次,在贸易系统运动过程中,系统的结构、功能、环境都可能发生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是非常缓慢的变化,有时是跳跃性的变化,但总体上最终是趋于平衡的变化,终归要走到平衡这个代表有序结构的“目的点”,也就是说国际贸易系统实现平衡是各种国际贸易活动的发展方向。因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应该着重探索贸易体系极为复杂性变化过程中趋于平衡的运动规律。即在深入分析系统结构、系统环境、系统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贸易系统平衡的表象状态和本体特征,深入研究贸易系统平衡的内力、潜力和外力的作用过程和特点,综合提炼贸易系统平衡变化或贸易系统平衡运动的性质和规律。其三,基本方法是用平衡思维的方法和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性的综合集成手段(平衡实验室),对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不平衡、不确定现象(模糊现象)进行描述、建模,以达到对其进行恰当处理的目的。
遵循平衡规律,加强国际贸易系统平衡理论与实践研究,可以体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特点,反映复杂性社会经济变化要求和方向,有利于进一步帮助人们在认识新时期国际贸易过程中进行新的探索、获得新的知识、发现新的规律,并运用新规律、新知识解决国际贸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矛盾。

应用系统平衡思维方法处理中美关系

记者:打贸易战不可能有赢家,中美双方都应站在对方立场和全球角度来思考双方关系。从应用系统平衡思维方法的角度分析,您的观点与建议是什么?

邹力行:首先,需求同存异、分类释疑,积极构建中美经贸关系共赢格局。中美争端加剧,共同点也在增加。比如:都认为世界处在大变革时代,都强调合作互信的重要性,都强调要建立完善的国际规则并遵循。但是,在竞争发展中,很难免一方踩到另一方的脚,因此,需要精心设计谈判议题,相互间清楚地表达各自的目的和底线。中美之争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战略和经济利益。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信仰和价值观念,是一种内在东西,无优劣之分,需要互相尊重。从长计议国家战略,战略对手不一定就是敌人。中国核心利益是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政体稳定,除此之外,都是可以商谈的。中美最主要之争可能还是在国家现实经济利益的市场之争。市场竞争既要善用政治力量,更要借助市场力量;既要有全球胸怀,又要有微观效益,力争双赢。
其次,需正确定位、利益互换,积极促进中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国在21世纪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在很多方面需要向美国等先进社会学习;中国也有不少傲人的成绩和经验值得国际社会学习和借鉴。美国在21世纪仍将是最强大、最有创新能力、对世界经济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国家。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双方紧密合作、取长补短、利益互换,不但对两国的持续健康发展有利,而且对世界的稳定发展也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其三,需加强交流,换位思考,共同推进全球深度现代化。经济铁幕限制科技、商品、信息交流,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美国需要增加包容性,不但在其国内包容,在国际上也应该包容,看到中国的积极因素,借鉴中国的长项加快发展。中国需要善于利用美国战略文化“两面性”中合理的一面,尽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崇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规范和价值相融合,在国际上多讲共性、少讲特色,更加积极地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政策。
其四,需加强联动,增强互信,共同推动完善国际贸易规则和多边机制。中美两国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同时批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议》,这不仅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联动,也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中美对全球发展趋势和新的世界秩序未必都很熟悉,一些战略见解未必都是完全妥当的,暂时放置一些争端,让时间来解决问题,不走极端,不把话说绝,不把事做绝。这点很重要。

记者:201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您的一本著作《大平衡:发展的逻辑》,其中谈到如何进一步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平衡发展,您提出的平衡路线的理论根基是什么?解决中美贸易争端问题为什么要走平衡路线,能否为我们讲讲您的见解?

邹力行:我讲的大平衡、平衡思维、平衡理论,是试图进一步完善制定我们现代化经济路线的一种积极探索。“大平衡”旨在强调:平衡是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发展过程中不平衡问题需要遵循和应用平衡规律方法来解决。在一个矛盾交织的时代,科技大革命、经济大调整、社会大变革,都是源于全球大平衡,也是为了全球大平衡。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世界,是一个内外结构相互联系、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世界。当平衡被破坏,为了实现新的平衡,事物内部与外部需要建立新的联系,各种力量需要重新调整方向和力度。联系、调整的力量正是平衡规律的力量。我们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事物平衡规律运动的结果。
平衡思维是在思维过程中应用平衡规律,把事物的平衡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形成以平衡既为动因又是目的的思维方法,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是特别强调“度”的内涵和作用、探索健康发展的一种方法。
应用平衡思维方法,我们不难发现事物变化客观存在着中间状态,即: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存在着既不能完全肯定、又不能完全否定的事实;在静止与运动之间,存在着似静非静、似动非动的平衡状态;在稳定与变化之间,存在着似稳不稳、似变不变的平衡现象;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存在着似知非知、似懂非懂的认识过程;在思维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动脑动手、动手动脑、脑手并动的体验状态;在完全自由与完全不自由之间,存在一种恰到好处的自由意志,即在充分考虑和适应环境条件下,能够思考、感受、抉择,在行动上表现自我的特色;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存在着既要精神、又要物质的精神物质相互影响的现实世界……
归根结底,在平衡和不平衡之间,普遍存在着再平衡的现实。平衡与不平衡是当下存在的,是必定要发展变化的;再平衡是一种合乎与必然性相联系的现实,是合理的,是终究要产生的,是普遍存在的。
我的平衡理论研究,最初受启发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奠基人陈云先生的综合平衡思想。他的综合平衡思想,揭示了经济事物综合平衡运动的规律和要求,创新发展了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对于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近20年来,我比较重视平衡理论与实践研究。一是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分析平衡规律内涵特征,并应用平衡规律作为认识世界、建设世界的思想武器,探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积极尝试在新时期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中国古代中庸思想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理论化。二是以问题为导向,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我总觉得中国发展问题不在大目标,而在思想方法,在策略和技巧,在细节。细节决定成败。长期以来,国家战略目标是清楚的,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确实费了很大周折。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方法。因此,我积极探讨平衡思维方法,深入思考中国中长期发展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些重要关系。三是特别关注经济发展中的短板问题。短板问题是制约发展的根本原因,比如思想短视制约发展眼光,市场不发达制约发展效益,创新不足制约发展后劲,“三农”问题制约发展潜力,国际经验缺乏制约发展能力。因此,我试图运用平衡分析方法,从平衡中找到不平衡,从不平衡中找到短板以及补救短板的措施。总的意图是:遵循平衡规律,借助信息技术,根据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际,在宏观层面积极探索新的研究视角,将发展理念和发展手段相结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结合,思考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途径,为完善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路线添砖加瓦。
中美贸易问题实际上就是不平衡问题。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市场不平衡,而且越来越不平衡,差距越来越大,应对这种新形式、新问题,需要探索新的模式、新的思路和新的途径。解决当前中美贸易战的问题需要走平衡路线,需要中美双方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妥协,相互探讨和协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这是平衡规律的要求。

记者: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是如何形成的?您通过研究平衡思维方法,觉得应该如何解决中美贸易争端?

邹力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甚至不能说是五年、十年形成的,而是40年来积累形成的不平衡问题,我们承认这个不平衡是不合理的,但这主要是市场行为。问题是几十年积累形成的,解决问题也需要一定时间。双方都应适当站在对方角度,应用平衡思想,一起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的问题。
中美贸易战若继续打下去的话,必定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两败俱伤,不但影响中美两国经济,对全球经济也会造成巨大战略伤害,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点。因此,双方无论是政策研究人员还是国家工作人员都要调整心态,用平衡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事情。双方以理性平衡来处理这个问题,就可以破解当前困局。
总之,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经贸关系。中国需要美国,美国需要中国,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机遇大于挑战,中美经贸摩擦趋于常态化。中美经贸关系逐渐趋于成熟,对彼此的要求越来越高,挑剔也就越来越多,合作中难免会遇到分歧和摩擦。应对新形势、新问题,需要探讨新方法、新途径,把恶性的中美贸易争端转化为良性的竞争合作。

立足国内,以外促内,以内应外

记者:应用您的平衡理论,面对中国国内亟待解决的经济难题,谈谈您的观点。

邹力行:中国国内市场本身就是国际市场的重要部分。但凡大国经济都是以其国内市场为基础的。中国有近14亿人口的广阔市场,城镇化发展、新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生态环保等都可以创造巨大的市场,中国发展从根本上说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市场和自己的力量。因此,需要以中国国内市场为立足点,以外促内,以内应外,以开放的心态,坚持改革开放。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没有理由闭关锁国。

记者:能否就您提出的“以中国国内市场为立足点,以外促内,以内应外”的大平衡思路具体讲一讲?

邹力行:我认为,可考虑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互动,加强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深入开发完善中国国内市场;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智能社会、智能经济重大基础设施和自主原始创新服务平台的规划和建设;集中力量加快基础研究能力、原始创新能力、精工操作能力建设;在坚持对外开放和市场多元化原则适当进口的同时,加快中央、地方、企业能源储备能力建设,大力开发新能源和节能技术,提高石油利用效率,大幅降低石油进口依赖,确保能源安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粮食安全度;集中严管稀有金属,确保国家战略物资安全;支持有条件的单位、企业适当建职工宿舍、卫生室、幼儿园、开班车,作为市场的补充,缓解住房难、看病难、托儿难、出行难。在国际视野中抓紧解决我国国内问题,挖掘潜力,提升能力。我国国内问题解决得越妥当,越有利于应对国际复杂斗争。应对复杂、敏感、多变的形势,我们还需要做好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局面。

记者:您提出集中力量加快基础研究能力、原始创新能力、精工操作能力建设,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能否占领全球制高点,还是要拿高科技说话,要有领先市场的绝活儿,但金融支持政策、手段也要跟得上。比如说,煤的清洁利用、垃圾的清洁能源利用,以及危废清洁能源与资源利用等零排放技术等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特别是大规模产业化,很多处于临门那一脚上,产业融资金额都在亿元甚至十亿元以上,产业基金不敢投资,银行更不敢贷款。但产业是立命之本,怎么突破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

邹力行:这就涉及到我们讲的基础性或者说关键性的问题,即信用体制建设问题。信用体制建设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在信用体制建设过程中,政府也好,金融机构也好,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从根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但却没有做的功课,这些功课重点不在产品,而是某种程度的征信能力。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征信能力比较强?为什么我们的征信能力比较弱?这就是社会信用基础的关键差别。美国作为成熟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的信用体制比较发达。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但是建设社会信用体制需遵循的一般规律性值得我们参考,这是能力本身进步的基础。比如说,美国信用体制对于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单位信用、社会信用、市场信用的记录是比较透明的,是可以检索到的,有专门机构在做这项工作;在社会信用跟踪记载基础上,政府做什么、市场做什么、个人做什么都分得很清楚,这些都值得我们在信用体制建设中借鉴。
有些信用建设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应该允许试错,允许出现一些风险。既然是一个过程,就不能要求它一下子就达到很高的高度,还得有一些措施。这样才有人敢向创新产业投资。建设信用体制,无论是借梯上楼也好,还是借船出海也好,一定是要想办法给企业创造一些少走弯路的途径,这些恰恰是我们今天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所谓的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问题就可以解决。另外,在这过程中,还需进一步明确由谁做的问题,比如,谁去雪中送碳,谁去锦上添花,谁去做售后服务,这都要有一个大致的明确分工,不可能一家包揽天下,这就需要从系统设计的角度去考虑,把相应的出处、功能分解,分步到位,分步实施,只有做好这些基础工作,市场才能夯实基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

记者:信用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与信用平衡有什么关系?

邹力行:树挪死、人挪活、钱挪多,钱挪多的过程是信用创造价值的过程。信用在创造价值过程中,具有三个重要特性:一是信用作为一种精神,集中代表了人类的一种正向意识和价值观念,是所有交易的中心问题;二是信用作为一种财富,是一种特殊资产,不会因使用而减少,而是越使用会越多、越丰富;三是信用作为一种行为,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杠杆,对个人、企业、国家和社会都是弥足珍贵的。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在市场经济中,在“生产-消费-生产”循环往复运动中,市场为王,国际竞争主要是围绕市场的竞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信用体制建设是与经济发展传统马车和新型马车密切相关的内生动力。
在互联网信息经济时代,市场环境变化加快,信用矛盾增加且复杂,市场不规范行为和不确定因素增加,市场风险增大,需要进一步加强市场信用主体、市场信用监管体制和金融系统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网与金融发展有着天然融合的基因,互联网金融正在形成与众不同的金融生态环境,但本质上仍然是信用活动的过程,是金融中介化的过程。互联网金融在信息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等方面都有新特点,需要加强互联网金融信用评估机制、协调运作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建设。
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信用的核心内涵不断丰富和拓展,不仅包括货币和金融资产,而且包括创新能力、品牌质量、市场规范、规则制定等无形的价值形态。这些无形的资本价值形态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度发展和国际治理结构调整的市场条件,是创新思想、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和创新发展的社会条件。信用与货币相比较,是更高层次的社会交换媒介,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资本,反映更加广泛的社会经济协作平衡关系。随着信用资本作用的增强,人们收入差距也很容易扩大。深化改革,需要注重基本保障体系建设;经济转轨,需要确保人民币的稳定;金融科技越智能化,越需要相应的治理和配套机制,以维护金融安全。
今后30年,中国需要把加强信用体制建设作为金融体制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以法律、法规、标准和契约为依据,以弘扬诚信美德为内在要求,建立覆盖社会成员的信用记录和信用基础设施网络,建立对守信和失信的奖惩机制,建立以人本主体性和技术适用性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思想体系,这是实现平衡发展的战略途径。

记者:怎样应用平衡路线推动金融支持民营科技产业项目的落地?您的建议是什么?

邹力行:像这种问题,不是某一个机构、某一个企业、某一个地区可以单一解决的。这是国家层面基于平衡路线要完善的发展思路。这个经济平衡路线一定是“两个轮子”同时向前转动,一方面大企业要通过改革适应现在的经济形势并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民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像华为就担当了很多国企应该担当但是没有担当的责任,因此,国家要在经济思想、经济路线上明确一个重要的理念:民营企业做好了同样可以代表国家;此外,基于经济平衡路线的相关积极措施要跟上去。现在缺的是两个轮子同时转动的平衡路线思想指导之下的机制,既要求承担责任,同时也允许试错,这才能推进企业创新。
中国民营科技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根本缘由:一是对民企战略定位虚而不实。口号多、实效少;文章多、措施少;缺少对民企的足够信任和信心,缺少对发挥民企作用的深度布局和操作方案。二是推动和帮助民企法人建设、信用建设、现金流建设、项目建设不够,民企作为市场主体就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三是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刚性有余,柔性不足,问责机制与容错机制协调不到位,造成责任、权力、担当不统一。四是新的融资机制不健全,缺动力、缺精神、缺渠道,远不能满足民企实际需要。五是银行结构和贷款条件与中小企业经营规范不配套,针对中小企业的社区银行太少,银行提供的批发性流动资金贷款和转贷,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和管理难度。六是治标不治本,在流动性上考虑较多,在机制创新上重视不足。光有目标要求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结构和功能机制上做文章。七是缺乏持续的政策设计。一会儿旱一会儿涝,一时严管狠查银行表外业务,导致民企停贷抽贷,一时强行让银行给民企放水,增加债务隐患。这些都不是长久之策。对此,需要周密制定两个轮子发展战略,摸清资源,多途径、多形式、多元化建立融资服务中介,引导和鼓励发展小微银行,特别是发展以民资为主的多种形式股份制金融机构,适当免除“巴塞尔协议III”约束,适当放松对中小银行的监管;大力调整国有商业银行的结构体系,强化融资服务民营中小企业功能,充分发挥政策性资金和开发性金融引导作用;遵循经济规律,进一步明确追责细则和界定标准,进一步完善激励措施,促进各业规范发展。改革开放初,民营中小企业之所以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关键是体制上解决了审批问题;在新时代,民营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关键要解决好全社会信用建设问题。

记者:为什么说中美贸易战是系统性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如何以内应外?

邹力行: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深藏玄机。贸易争端是现象,遏制中国是实质。生意讨价还价有可能时紧时松,但根本上的博弈不会松。为了长期遏制中国,美国出手组合拳,包括经贸、技术、能源、金融、政治、军事和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等,多管齐下。油价振荡、美元强势,挤压人民币;经贸制裁、技术限制,打压中国产品;印太战略、半岛萨德,挑拨周边关系;在南海频繁闯入中国岛屿12海里范围,在香港问题上企图借香港动乱影响中国稳定,在台湾问题上频繁触犯“一个中国”底线。美国企图寻找更多筹码,增加中国统一和发展成本,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必须做好最坏准备和持久战。
比如在能源方面,美国很可能加强对全球能源市场的掌控,逼中国在整个贸易战中就范。因此,能源短板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维系国家安全。在当前严峻形势下,特别需要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
需要进一步完善议价机制,加快提高国际大宗商品议价能力。可考虑建立中国国内统一协调机制,深入研究掌握国际期货运作机理和市场行情,恰当组合期货基本要素,综合考虑交易品种、交易数量、交易价格、交易时间等要素,建立统一交易策略。同时联合印度、印尼等其他需求方组建国际大宗商品采购联盟,如中印买油联盟,共同与供给方进行谈判,争取供给与需求贸易公平。
需要进一步完善能源安全战略。切实增强能源自主保障能力,逐步减少原油对外依存度,争取10年内,由目前依存度70%逐步减至35%以内。
需要进一步加大能源储备勘探和新能源开发力度。这个时候如能探明更多优质储量,有一两个大型能源资源勘探开发成功,必将对我国能源安全发挥关键作用;同时,集中力量在非化石能源等新型能源消费比重取得跨跃式进展,必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能源短板问题。
可考虑设立国家低碳发展母子基金,进一步加强绿色能源、绿色经济发展,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中国低碳发展投融资需求强劲,估计总需求达7.9万亿元。解决发展绿色经济必需的融资问题,亟待创新投融资模式。设立国家低碳发展母子基金,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构建一套有效的互动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市场配置”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和开发性金融资金集中起来,充分引导和吸收社会资金共同推动低碳发展,切实有效地为低碳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在实际操作时,低碳发展基金可以采取先行先试、由易到难的方式,根据各个领域、各个地区的低碳发展投融资现状,灵活设立国家低碳发展子基金,以满足中国低碳发展的实际需求,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低碳发展,巩固国家能源安全社会基石。(摄影 杜京哲)


                           说说国际金融与经济专家邹力行先生 
邹力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原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高级专家,兼任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也许是他20世纪70年代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也许是他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经历,让他钟情于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对中国改革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他希望能探索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他的研究进入到比较深层次的时候,市场上的翻译书籍已不解渴,这促使他下了很大决心,辞去国务院研究室官职,远赴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留学,希望从全球最发达的国家那里学习市场经济的精髓。
毕业后,他任职于世界银行(简称:世行)经济政策顾问和价值投资公司(ValveEngine)高级分析师。在世界银行工作的那段经历,他获得了直接参与世行项目运作模式的宝贵经验。世行团队的工作风格让他受益匪浅。他告诉笔者,如果你对项目有些问题想与团队沟通,只要把邮件发出去,很快就会得到团队成员的反馈建议,大家以头脑风暴形式发表对你的问题的看法,最终形成集体意见。
尽管他在世行做研究的条件要比在中国内地的条件好得多,但他还是一直想着能有机会回国,为国家做点儿事情。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国家开发银行(简称:国开行)都向他发出了邀请,最终他选择了国开行,因为他想操作一些有意义的开拓性的事情。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笔者认识了邹力行先生,他当时是国开行投资局局长助理,为设计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引导基金做了大量文案工作,并主持为辽宁省政府、厦门市政府、河北省国资委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工作和国开行第一批县域经济财务顾问试点工作。2008年,邹力行参与组建国开行研究院,出色完成一系列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撰写《汶川大地震重建规划与发展战略研究》,所提出的“确立每年5月12日为防灾减灾日”、“建立救灾防灾基金体系”、“建立三级救灾防灾物质储备体系”和“建立巨灾保险机制”均被中央采纳,对指导全国抗震救灾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他精心组织跨国规划编制工作,获2014年度国家发改委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他深入研究国开行中长期发展面临的政策性问题,起草《完善体制机制促进政策性金融机构健康发展》,获国开行 2009年度创新成果特殊贡献奖。
20年前,邹力行就设计了他对中国问题的三步研究计划:一个是中国的发展基础,一个是中国的发展动力,一个中国的发展逻辑。为此,他在国际上陆续发表了三部英文著作,在中国国内也出版了一些著作,比如: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融帝国——美国的发展与启示》和《开发性金融与可持续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县域经济与社会——土地改革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平衡:发展的逻辑》。他的业余时间被写作塞满,但却让他心里格外舒坦。而他在世行的工作经验,也让他在国开行从事国际业务创新设计时游刃有余。2008年,他曾受聘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可持续发展金融专家,在达沃斯论坛参与全球金融改革设计。
虽然他已在国开行退休,但仍旧笔耕不断,社会活动依旧很多。作为曾经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的专家,他应邀为美国大学编写英文教材《新时代中国经济》,并讲授他的大平衡理论。他希望他的研究知识能够解答国内外人士的一些困惑,为架设中美合作桥梁添砖加瓦,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心力。“人生很短暂,做点儿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让我很满足、很幸福。”他这样说。(撰稿 李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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