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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探索负责任的绿色投资创新模式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01-08

Xu Lin: Explore Responsible Green Investment
Innovation Model
徐林:
探索负责任的绿色投资创新模式
■ 本刊记者 李路阳 王芝清

中美绿色基金的纯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技术+金融+国际”的投资模式值得推崇。他们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对商业模式的创新,还体现在对绿色效益的评估。他们力求在一个项目或企业的基本商业模式或技术得到市场验证、处于加快发展拐点时进行投资,通过投资推动企业得到新的赋能,实现企业更加高速的成长和价值提升。从国家职能部门顶层设计的金字塔尖走向市场化的接地气的股权投资基金,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先生成为由规则走向实施的探索者。中美绿色基金与众不同的是什么?负责任的绿色投资商业模式有何独到之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趋势怎样?未来,股权投资基金及资本市场该向何处去?带着一系列问题,国际融资杂志记者采访了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先生、

“Industry, Technology, Finance and International” is the investment model of China-U.S. Green Fund, this pure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is worthy of praise. Their innovation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the business model, but also in the evaluation of green benefits. They invest when the basic business model or technology of a project or enterprise has been verified by the market and is at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 to obtain new empowerment through investment and realize higher growth rate and value promotion. From the top of the pyramid designed by the national functional departments to the market - based equity investment fund, Mr. Xu Lin, chairman of China-U.S. Green Fund, has become the explorer of the rules towards implementation. What makes China-U.S. Green Fund different? What is unique about the responsible green investment business model? What is the tren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world? To find the answers, the reporter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Magazine interviewed Mr. Xu Lin, chairman of China-U.S. Green Fund.

中美绿色基金与其他产业基金究竟有何不同

记者:中美绿色基金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绿色和可持续的商业增长,形成了P.R.I.M.E.的商业模式,您能否简要地为我们描述一下该模式的运作流程?

徐林:作为专注于绿色股权投资的市场机构,中美绿色基金还处在艰难的创业阶段,我们在三年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产业+技术+金融+国际”的投资策略,并且通过“三分投资七分服务”的方式,用技术、资本和国际资源为被投企业赋能,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并降低各类排放,为企业带来成本下降和效益提高的效果,使绿色成为企业转型发展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我们期待有更多绿色资本的加入,汇集成“绿动中国发展”的强大动能。
“P.R.I.M.E.”中,P是政策(Policy)、R是研究(Research)、I是整合(Integration)、M是资本(Money)、E是执行(Execution)。这几大要素的缩写,体现了在具体操作时,我们首先要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和行业发展方向;其次注重对所投行业和应用技术的深度调研;第三是要整合各类资源为被投企业赋能;第四是为企业绿色转型和发展提供资本和金融支持;最后是注重执行力和协同效率。这是我们中美绿色产业基金投资运营模式的一个总体概括和描述。

记者:中美绿色基金成立以来,主要投资了哪些领域?为什么会选择这些领域?

徐林:中美绿色基金成立以来主要投资了四个领域:
第一是绿色能源与节能。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人均能源消费总量还会进一步提高。目前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大约是三吨标准煤/年,美国是人均11吨标煤/年,俄罗斯更高,大约是13吨标煤/年,全世界能效水平最高的国家——日本和德国人均消费量大概为六吨标煤/年。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并靠近发达国家,人们的消费行为会更加趋同,人均能源消费量也会慢慢收敛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但中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和环境容量决定了我们只能向德国和日本收敛,这意味着必须在节能和能效水平上也达到日本和德国的水准。即便是如此,中国未来的能源消费总量可能还要翻一番,相应的减排压力可想而知。作为一个主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一大国,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能花更大力气、用高效的技术节能,并大幅度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所以我们把绿色能源和节能领域的技术、生产和商业模式,作为绿色基金投资的主要领域。
第二是绿色制造和环保。中国正在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关键是要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制造业本身就是排放大户,特别是钢铁行业、化工行业、热电生产等行业。这些排放物有气体的、液体的,也有固体的,甚至是危险的。如果我们用清洁生产工艺、智能制造技术、高效节能技术、清洁分布式能源系统等对制造业生产工艺和车间进行改造,将有利于减少工业制造带来的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从而产生积极的减排效果。这是我们将绿色智能制造作为投资领域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绿色消费和服务。中国的人口规模决定了中国也是一个消费大国,过去中国更多的是关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不够重视消费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毕竟很多消费行为同时也会产生污染物的排放。比如,开燃油车会导致排放尾气,洗头洗脚美容美发会产生污水,网络购物、外卖等还会导致大量废弃包装物。因此,我们在扩大消费的同时,还要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绿色消费,使绿色消费成为新消费理念。因此,绿色消费和服务应该成为绿色投资关注的重要领域,如绿色智能零售、面向农村的网上供销流通、智能家居、快递外卖换电、包装废弃物和过期药回收等,通过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提高物流效率,减少流通环节的资源浪费,通过新技术促进家居节能等,都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和排放,使消费更加符合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第四是绿色交通和物流。随着收入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商品流通的种类、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人流交通和物流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些都会大大增加交通运输的规模并带来日益增长的排放。为了应对交通物流量持续增大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必须提高交通物流的智能化管理水平,推广绿色低碳交通工具,用绿色低碳技术和智能技术对整个交通物流体系进行改造。环境专家的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城市的PM2.5浓度来说,交通尾气排放的贡献率超过30%。如果能在绿色交通建设方面有更好的作为,就能大大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记者:中美两国政府对中美绿色基金提供了哪些支持?

徐林:由于我们的定位是纯市场化运作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以从运营/资金层面,我们与其他市场化投资机构没有本质区别。但是中美绿色基金的发起,源于中国政府的倡议和中美两国财金界高层的共识,是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确立的一项合作项目,也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之一。因此,在我们基金的成长过程中,中国中央财办和美国保尔森基金会给予了我们非商业化的指导。目前,中美绿色基金在北京、上海、芝加哥都设有办公室,我们与两国的相关研究机构、投资机构和高校院所都建立了合作联盟关系,在项目层面和技术层面有日益紧密的交流,我们也试图用我们拥有的国际资源,更好地为中美双方的被投企业进行先进技术溯源和市场拓展服务。

记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六年有余,这为中美绿色基金的投资提供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徐林:从机遇角度看,《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相继发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之后,“一带一路”沿线的绿色投资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发展绿色产业、绿色基础设施等前景广阔。有关预测分析,仅能源领域就有超过五万亿美元的投资市场。中美绿色基金在绿色能源领域打造的生态圈中,既包括华能、三峡、远景能源、天合光能等投资人,也有首创热力、东方低碳等聚焦传统能源绿色升级的被投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聚集了全球60%以上的人口,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人口还将增长12亿,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区域,中美绿色基金将携手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清洁能源、智慧能源、绿色低碳交通和物流、绿色智能制造等领域,探索新的投资与合作机会。
从挑战角度看,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和潜力,但海外投资也有很多风险需要仔细评估和考量,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宗教信仰、政党政权更迭、极端恐怖主义等,都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演变成现实的投资风险。目前这个阶段,“一带一路”只是一个国际合作倡议,还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投资合作项目容易遭遇各种变故等不确定性。这都要求我们在决策时需对沿路地区和国家的社会政治市场环境风险进行评估。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商业方面做详细的尽调,还要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社会政治环境、国家政策环境等结合起来评估,做更深度的投资收益和风险平衡分析。

记者:未来中美绿色基金的投资方向会有哪些变化吗?

徐林:绿色投资是我们的大方向,标准就是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降低各类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我们在未来不会对这个大的投资方向进行任何改变,会花更多力气深耕并丰富现有的投资领域。这四大领域市场空间足够大,蕴含的机遇也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在不同领域中做了许多细分,并且在细分行业中上下摸索。我们希望沿着已有的投资布局和产业资源,在细分行业中向上下延展,并用更先进的绿色技术赋能于被投企业,与LP和被投企业共同构建产业链生态并实现财务价值和绿色价值的双提升。
中美绿色基金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中美在绿色发展或者绿色技术、绿色金融领域的民间交流与合作,所以,我们的海外项目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投资标的和技术。美国确实有一些不错的绿色技术产品和服务并且希望能将技术在中国落户,比如:有的技术能提高农产品亩产量,可以节约更多的土地用来恢复生态环境;再比如:有的技术可以治理水域环境,防止水产污染。中国比美国多10亿人口,如果不能在排放问题上做得比美国更优秀,就没法实现让中国人享受更好的生态环境这一目标。

以责任担当积极探索绿色投资商业模式

记者:中美绿色基金是如何利用金融工具推动绿色发展的?能否谈谈你们的创新?

徐林:我们的投资策略是以成长型股权投资为主,我们的创新就在于我们的商业模式和我们对于绿色效益的评估。我们力求在一个项目或企业的基本商业模式或技术得到市场验证、处于加快发展拐点时进行投资,通过我们的投资推动企业得到新的赋能,实现企业更加高速的增长和价值提升。
比如,中美绿色基金投的“爱泊车”项目,通过图像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极大提升了城市级停车体系管理运营的效率,不仅提高了停车空间的配置效率,还有效减少了车辆的不合理路面行驶。我们是在他们完成河北邯郸、石家庄两个城市的试点后投资的,技术和模式都基本得到了验证。如今他们已经在北京、广州、深圳、石家庄、张家口、福州等多个城市落地。
除了股权投资服务以外,我们还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中出现的资产重组机会。当遇到好的特殊机会时,我们会成立专项基金进行投资。例如,中美绿色基金在2017年联合宝武钢集团、招商局金融集团和美国WL罗斯公司发起设立了专门的市场化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四源合基金”。同年7月,四源合介入重庆钢铁司法重整,在几个月时间内完成重整和改制工作,并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了债转股,使一家连年亏损的上市国有企业,成功转变为盈利的上市公司。

记者:据说你们还有研究院,这在投资机构里很少见。

徐林:我们的商业模式最核心的是做两件事情:第一,对我们投资的企业用产业技术进行绿色化改造,对企业现有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进行研究和盘点,提高绿色低碳化水平,降低排放;第二,产业技术绿色化,将领先的绿色技术直接用到产业上。为此,我们自己建设了产业技术研究院,依靠研究院去做企业的技术调查和绿色影响力评估。对已投的企业,研究院会拿出进一步改进的方案,相当于对传统产业进行再造。比如,我们在对重庆钢铁投资的同时,就对该企业的现行生产工艺进行节能技术改造。有一点要说明一下,我们坚持的投资原则是只投资那些技术已经得到市场验证的企业,以保证投资资金的安全性。

记者:能否介绍几个你们投资的绿色经典案例?并请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徐林:我们在2018年年底时投了易马达“e换电”。这是一家为两轮电动车提供换电池服务的企业。他们通过搭建智能换电系统,将自助式换电站、超级电池、智慧电池仓,APP和云平台系统结合起来,为两轮电动车用户提供快捷、省心的换电池服务。用“换电”代替“充电”,不但可以解决用户充电时间长、安全隐患严重等问题,还可以大幅促进锂电池对铅酸电池的替代。锂电池绿色环保,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以及铅酸电池在生产、使用、回收过程中造成的重金属污染(铅元素)、酸污染(纯硫酸)和塑料污染(聚丙烯)。我们不仅看中e换电在电池智能化方面作出的贡献,e换电还切实体现了中美绿色基金“绿色、智慧、可持续”的理念。
最近,我们还投了“箱箱共用”,一家做智能物流包装的企业。他们提供针对散装液体、生鲜果蔬、冷链、鲜花、汽配、快运等六大行业的循环物流包装。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大数据、云构架、算法等技术与包装硬件制造深度融合,形成了一整套物流包装行业的智慧化物联网管理体系。箱箱共用的智能物流数字化平台,不仅可以对箱体资产进行实时数据管理和智能租赁运营,减少包装箱的丢失率,还可以用优质先进的可循环包装代替以往的一次性工业包装,减少物流领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符合我们绿色影响力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理念。

记者:2019年中美绿色基金还投了一家叫药联健康的企业,这是一家医疗健康行业的企业,你们为什么会投这家企业?

徐林:药联健康是一家联接零售药店和商业保险的科技平台,其服务网络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逾六万家线下连锁药店,并且与中国国内主流保险公司完成深度对接,有效优化整个药品制造的消费供应链,实现了药品领域智能化体系的控制。对保险行业来说,如何有效进入互联网行业、与药品行业实现联通是行业的痛点。而药联健康的商业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这个行业痛点。此外,药联健康从2019年7月27日开始推广过期药品换新服务。中美绿色基金非常看好药联健康的这一商业模式和社会责任。一方面,通过数据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挖掘,药联健康将在“药保联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经过初步测算,未来五年药联健康的换新服务能够减少药品污染1.7万吨,其创造的社会价值与中美绿色基金“绿动中国”的愿景不谋而合。中美绿色基金希望携手药联健康共同促进医药健康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可持续发展。

记者:截至目前,中美绿色基金的盈利情况怎样?

徐林:我们第一期基金大概投了40亿人民币,从所投的15个项目的账面利润来看,盈利1.7倍,业绩还算不错。我觉得绿色领域的挣钱机会是越来越多了,根据我们设定的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有利于降低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绿色标准,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会有越来越强的意愿购买绿色,这就给投资人带来了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找那些能够盈利的企业进行投资。
中美绿色基金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中美在绿色发展或者绿色技术、绿色金融领域的民间交流与合作,所以,我们的海外项目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投资标的和技术。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趋势预判

记者:近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下降?

徐林:根据2018年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表现出下降趋势,从2016年的1.75万亿美元依次降至2017年的1.43万亿美元和2018年的1.3万亿美元。导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因素涉及到经济增长、地缘政治、贸易保护、投资限制、多边体系缺陷等多种因素,一般分析主要有五大原因:
一是投资回报率下降。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收益率由2012年的8.1%降至2017年的6.7%。不仅如此,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呈现了持续下降,投资增速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双下降的趋势,对全球经济增长也会构成不利影响,并进一步降低投资者的跨国投资意愿。
二是逆全球化思潮和行为。近年来,反全球化思潮正在向越来越多的国家蔓延,包括过去倡导全球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最典型的莫过于过去一直推进全球化的美国,扬言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越来越多地采取单边主义举措处理贸易与投资纠纷。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中美科技和产业脱钩等国际事件等,也都带有逆全球化色彩。全球化进程正在被贸易保护、投资限制、科技封锁、产业脱钩等举措所阻碍,从而导致相应的跨国投资受到负面影响。
三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下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动力日渐减弱,过去三年,全球经济增长基本在3%左右徘徊,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增速有所提升外,大多数经济体经济增速均出现回落。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经济的可能衰退、中国和印度等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减速,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金融体系风险的累积等各种不确定性,已经导致对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的降低,还可能导致未来几年新一轮全球性经济减速和跨国投资的缩减。
四是美国的内向政策和税改效应。为鼓励美国公司将境外利润带回美国,美国政府通过税改将征税体系由属人制变为属地制,这使得美国跨国企业不再需要为了避税而将大量海外收益留存海外,这大幅降低了美国公司境外利润的回流成本,再加上美国各级政府采取措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美国实体经济的努力,这不仅吸引了美国资本回流美国,也使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滑落到全球20名之外。
五是主要发达国家加强外国投资项目的审查。最近几年,欧美一些国家基于“国家安全”、技术、贸易保护、投资市场的对等开放等多重考虑,加强了外资审查力度。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披露,仅在2018年,就有约55个国家和经济体出台了至少112项影响外商投资的措施,其中三分之一属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性措施。中国过去两年对外投资的急剧缩减,都与国内外形形色色的投资限制措施有密切关系。日益强化的外国投资审查,加大了跨国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减少了跨国并购的实际发生额。我们中美绿色基金在尽调、决策海外投资项目时,也因此而变得十分谨慎,难以展开。

记者: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还会出现哪些新变化?面对新变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

徐林:有几个因素决定了我们对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只能持谨慎乐观的预期。一是主要经济大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承受压力,这包括美国、中国、印度、德国、日本等,都在面临经济减速的压力;二是贸易战和贸易摩擦虽然有可能基本稳定,但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及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考虑导致的科技、产业脱钩和投资与贸易限制举措等极有可能进一步强化,重商主义产业政策模式也有可能会在更多国家得到效仿。目前WTO等多边体制对此显得无能为力,这会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分布的重构和跨国直接投资的收缩;三是中国出于对国际收支的考虑,也有可能实施更严格的资本账户管理和对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审查,而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技术竞争优势的考虑,也可能进一步强化对高技术企业海外并购的审查和干预。在这一趋势下,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无力改变各国的政治氛围和政策举措,只能理智地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一方面是更多关注中国国内的优秀投资标的,特别是那些受经济周期变动和外部环境恶化影响较小、更多迎合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要求、具有创新型硬技术驱动且市场前景广阔的投资标的;另一方面是在海外投资标的选择上,尽可能避开相关敏感国家或敏感的技术领域,更多地关注国外具有先进绿色低碳技术和影响力的投资标的,并将投资标的的绿色先进技术更好地与中国的市场需求结合起来。

记者: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直接投资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如何?

徐林:中美是两个世界性大国,两国GDP和贸易规模占全球的份额分别达到40%和23%左右,特别是两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达到了50%以上,其中,中国的贡献份额约为30%。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对两国间贸易规模会产生缩减性影响,还会通过贸易和投资的传导,对两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并冲击全球经济。这种影响面不仅会十分广泛,还会对全球基于市场效率的资源配置、产业链构建、技术创新合作、全球安全合作等重大议题,产生深远负面影响,说得更大更高一些,就是会影响全人类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以中美双向投资为例,2018年,中美两国双向直接投资总额为180亿美元,与2017年相比减少60%,主要原因是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缩水了80%,从2016年的460亿美元、2017年的290亿美元到2018年仅为50亿美元,这个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作为投资人,我们最希望中美两国政府能够秉持开放合作、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理念,理性处理两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和矛盾,在理性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携手合作,对现行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多边体制进行必要的完善和改革,有效化解现有国际经贸体制在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争端解决、反补贴反倾销争端解决机制、发展中国家特惠权、跨国投资便利性和保护等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和不足,为基于公平竞争、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的经济全球化奠定更加合理坚实的制度保障,为投资机构的跨国投资营造更加便利并可预见的稳定环境。中美政治制度、主流意识形态不同,讨论问题的表达方式和语系也有很大差距,容易在一些问题上产生误解和误判,需要通过更紧密的经贸投资合作和相互开放,加深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和利益相关,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并行稳致远,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全世界。

记者:您怎么看2020年全球经济?对中国来说,挑战与机遇何在?

徐林: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主要国际机构的预测看,对2020年全球经济的预测总体上比较悲观,这主要是因为2019年主要经济体经济的走势都偏弱,且某些悲观因素,如贸易摩擦、债务高企、产能过剩、潜在金融风险、结构改革滞后等问题的化解,不仅需要具有共识的政治意志,也需要合理的政策组合和时间来推行或消化,实施的政治和技术难度也不小。从目前看,虽然美国、欧洲、中国等主要经济体都开始采取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应对,但2020年的经济表现不见得会比2019年更好。中国经济的减速,虽然也有周期性因素影响,但更多是由长期高速增长后累积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导致。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导致的要素条件恶化,体制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政府配置资源过多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投资的边际回报下降。因此,对中国来说,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速的稳定,更重要的不是实行刺激性财政货币政策,而是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改革,这包括:进一步稳定并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减少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推进城市人口管制和治理模式现代化,让更多流动就业人口在就业所在城市落户并享受公平的公共福利;改革税收制度以形成更好的结构性调节和激励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减少公共预算资源的浪费和错配;更全面深入地开放商品和服务市场,放开服务业市场管制,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以稳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外部环境,通过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来说,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机会依然存在,改革的空间还很大,关键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并用正确的方法做事,特别是做好体制机制改革的事,调动全社会不同主体推动发展和创新的活力。

股权投资基金及资本市场该向何处去?

记者:您怎么看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变化?您觉得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徐林:与过去我在发改委财政金融司任司长期间状况相比,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发展在规模上已经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进展,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的资料,目前,在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和创业投资管理机构有1.48万家,管理资产总规模接近10万亿元,其中创投机构管理资产规模约为一万亿元,投资项目达到约10万个,形成股权资本金5.7万亿元,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股权投资市场。但是,在迅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隐患和问题。一是募资环境恶化,金融机构出资、央企出资、政府引导基金出资等比较大的出资通道,都分别受到资管新规、央企金融投资新规、引导基金设立新规等影响,前景不容乐观。二是大量投资项目退出前景也不乐观,上市退出也受到一、二级市场价格倒挂的影响,难以保证股权投资回报的盈利性;三是股权投资管理机构数量依然偏多,尚未形成以头部知名机构为主的机构体系结构,导致一定程度的不合理竞争;四是政府支持发起的股权投资机构吸纳了过多市场资源,挤压了市场化股权投资机构的资源空间,并在投资市场上导致了估值水平的不合理提高,为后续退出盈利埋下了隐患。

记者:作为资深金融政策专家,对这些隐患与问题,您有哪些建议?

徐林: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市场结构的调整和估值水平的理性回归,还是需要通过坚持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原则,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来逐步市场化,通过优胜劣汰来逐步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从募资环境的完善看,需要在综合协调各部门监管措施综合影响的基础上梳理并完善现有举措。从各部门出台的监管举措看,都有各自合理的思考和理由,但从所有举措叠加在一起的综合效果看,股权投资机构一旦失去募资来源,实际上,实体经济中的中小企业也就失去了重要的股权融资来源,最终会影响实体经济的投资增长,产生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负面影响,值得中国国家发改委、央行等宏观管理部门和中国基金业协会等行业协会去认真地研究对待。

记者:请您结合中国实际,谈谈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简称ESG)投资的思考。您觉得我们的问题与出路在哪儿?

徐林:责任投资或影响力投资是全球企业投资的一个不断主流化的思潮,是正在受到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和越来越多企业、投资机构认可并追寻的投资理念,全世界目前承诺进行ESG投资的金额已经达到数十万亿美元。我们都知道,完全基于市场标准的投资行为可能会带来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的负外部性影响,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也未必具有足够的透明度和决策的民主参与。由于这些外部性和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对经济、社会、环境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会带来不利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环境保护者开始理性思考并基于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投资或影响力投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长达40多年年均9.4%以上的增长,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失衡加剧、生态环境代价显著,企业治理结构不善的状况普遍存在,导致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因此,中国推行ESG投资的必要性十分紧迫,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和企业近年来纷纷对ESG投资做出积极响应。ESG投资毕竟属于市场投资行为,企业需要在盈利的基础上承担更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公益慈善行为。中国在ESG投资领域的主要问题,一是还处在起步阶段,需要更广泛地倡导并推行ESG投资理念,使更多的企业和投资主体践行ESG投资理念;二是要为ESG投资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包括ESG金融服务和ESG税收激励等,有重点地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影响力投资和社会责任投资,让ESG投资成为更多企业和投资机构的自觉行为;三是研究提出ESG投资的基本底线和标准,并鼓励企业进行ESG投资的信息披露活动,鼓励信用评级机构开展企业和投资机构ESG评级,建立ESG失信奖惩机制;四是开展“一带一路”ESG投资实践,通过“一带一路”的ESG投资,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包容发展,逐步构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新机制。

记者: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在哪儿?

徐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的发展主线,需要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继续坚持并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经济社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个要求,我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一是完善货币政策基于宏观审慎的逆周期调节机制,以及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有效维护宏观经济、就业、物价和币值的相对稳定;二是实施金融监管部门基于监管规则的有效监管,保持足够的产业政策的政策中性,让商业性金融机构基于商业原则和盈利性要求配置各类金融资产,有效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三是改革完善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创新型经济融资,为各类金融资产的有效配置提供服务和体制保障;四是在合理区分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基础上,适当强化政策性金融的服务功能,并对政策性金融实施专门的监管考核办法。五是适应金融科技的快速创新和应用导致的货币形态、金融业态变革,构建相应的货币政策调控、金融风险监管、货币结算清算、金融基础设施等相互支撑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

记者:您说过风险创业投资是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元素,怎么理解?您能否就此具体阐述一下呢?

徐林:风险创业投资是金融机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风险创业投资的发展,需要有多层次资本市场及其规则的相应完善作为支撑。在整个股权投资市场中,美国呈现的哑铃型结构,也就是风投规模和并购基金规模相对较大,成长性股权投资基金规模相对较小。而我国呈现的是橄榄型结构,成长性股权投资机构比重更高,而两头的风险投资基金和并购投资基金规模相对较小。这虽然与中国长期基金相对缺乏并保守有关,但更多的还是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规则和结构有密切关系。创业板的出现并没有有效解决问题,科创板的推出由于不需要净利润作为条件,更多看重成长性,将为风险创业投资的发展奠定更好的资本市场基础。今后,还应该在税收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激励股权投资机构去更多承担风险,将投资期前移至早期阶段,更有力地支持创新型企业和创业型企业的发展。

记者:长期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政府主导建立的,但是政府产业投资可能会导致引导基金的功能异化,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导致功能异化?目前是否有所改善?

徐林: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确具有政府主导的特色,导致政府政策和监管规则的频繁变动,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过去总有人说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政策市。但这一现象随着资本市场制度和规则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正在发生趋势向好的改变。对于政府主导的产业引导基金,我过去提出过数量过多、规模过大会导致功能异化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一般服务于产业政策导向,很难满足于基金投资的盈利要求,会对出资人利益构成损害;二是政府主导产业引导基金的配置如果背离市场化、盈利化原则,会导致被投企业估值的非市场化和价格失真,导致股权投资市场失序;三是地方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往往与招商引资密切相关,也会对基金投资的决策造成非理性、非专业的干扰。从目前看,一些政府引导基金虽然由政府主导投资,但也有相当部分以子基金的方式,通过专业化、市场化股权投资机构进行投资,在投资方式上有了很大改进。考虑到目前市场机构的募资环境尚未改善,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采取母基金方式进行募资,再委托专业化子基金管理投资的模式进行资产配置,也算是对原有模式的一种改进,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化股权机构募资提供了一个渠道。(摄影 杜京哲)

                                    徐林的绿色情结 
徐林先生现任中美绿色基金的董事长。他告诉笔者,他的经历十分简单,从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入当时的国家计委规划司工作,虽然后来这个机构重组改名为国家发展改革委,但他一直在这个机构工作。他担任过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为这个机构服务了29年。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多个国家五年规划、区域规划、城镇化规划和城市群规划、国家产业政策、财政金融领域政策改革、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等多个领域的工作。
在发改委29年多部门工作的经历,让他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工作经验,更重要的是让他成长为一名有着丰厚专业素养和政策经验的国家公务人员。但他却于2018年离开国家发改委,转行去做产业投资了,成为市场机构中美绿色基金的董事长。
笔者问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他说:“我想离开发改委并不是在2018年才有的想法,最早可以回溯到2012年,那年我50岁,觉得做了这么长时间公务员,很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而且当时正好又有人为我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找领导商量被驳回了,没走成,但是这个想法始终没有打消。后来我从财政金融司调任发展规划司司长,负责‘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工作,之后又参与起草中共十九大报告,直到这些工作全部完成了,才得以重新考虑转业申请,并最终被领导批准,于2018年10月加入了这家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投资机构平台——中美绿色基金。”
中美绿色基金是中美两国财金界高层共同推动、倡议发起、设立的一家专门从事于绿色投资的机构。他说:“绿色投资实际上是绿色金融的工具和手段,但是绿色投资能不能挣钱,国外都是有些不同看法的。设立中美绿色基金,就是试图打造一个完全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绿色投资平台,为绿色投资树立一个市场化标杆。中美绿色基金设立之后,完全是在市场化募资,商业化投资,依靠市场生存。”也正因为此,做绿色投资实际上是有相当挑战性的,徐林先生想通过改变挑战一下自己。
在徐林先生看来,这是个有意思、有价值的工作。他从政府部门跳到投资机构工作,从事的工作大相径庭,只是从宏观落地到了微观,他也比较喜欢做这类具体工作,像项目评估、投资效果等基本上都是以专业标准衡量,相较于发改委工作时制定决策涉及到多方利益平衡而言,投资平台的工作环境较简单。尽管如此,就领导中美绿色基金工作而言,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型,要成功完成基金的募、投、管、退、挣,耗时长、难度大,团队的能力提升和高效分工与合作,也需要花费精力。
徐林先生加入中美绿色基金的时间才一年有余,他认为,自己还处在学习、摸索、提高、磨合的阶段,仍有不小压力。但他信心满满地说:“绿色投资是一个带有方向性和潮流性的影响力的投资领域,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手段,前景好、意义大,值得更多投资机构和更多专业人士为之做出新的付出。”(撰稿 李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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