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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推动创新与现代化的智库产业集群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03-11

Creating A Think Tank Industrial Cluster that Promotes Innovation and Modernization
打造推动创新与现代化的智库产业集群
■ 本刊记者 李路阳 实习记者 文柳依

在世界经济的“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经济结构、发展动力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宏观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阶段下行到当前的中高速增长时期,已演变成一种结构性的减速。面对经济新常态,如何让智库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智库产业集群如何帮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引智,构建智库产业新体系?如何因地制宜地打造以“智库+”为核心的智库产业集群园区?如何形成以政府政策开放带动、参政议政的高端人才聚集推动、高端产业集聚拉动、金融市场融合互动、科研应用创新驱动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为此,国际融资杂志记者专程采访了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智库产业提出者于今先生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China's economic fundamentals have undergone substantial changes. The economic structure,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ve also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the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The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has evolved into a structural deceleration from the past two-digit high growth rate down to the current medium-high growth rate. In the face of 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economy, how can the think tank industrial cluster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can the think tank industrial clusters help local governments to attract investment and build a new think tank industrial system? How to build a think tank industrial cluster park with "think tank +" as the cor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How to form a fully-intelligent industrial chain that is driven by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al polici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high-end talents, gathering of high-end industries,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o this end, the reporter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e Magazine made a special interview with Mr. Yu Jin, the president of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stitution for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引进柔性人才,打造智库产业集群

记者:早在2002年,您发起成立了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简称:东中西部院),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智库发展模式。作为“智库产业”的提出者,您提出“智库产业”和“智库产业区”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于今:德国提出了“文化产业”,后来又提出了“工业4.0”;美国提出“电影产业”,之后又提出了“智慧城市”;英国提出了“创意产业”,使英国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世界工厂”蜕变为当代的“世界创意中心”,从而全方位地增强了英国的国家核心竞争力。中国是否有必要提出“智库产业”?作为采用举国体制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政府决策、企业发展、产业创新、区域协同、科技进步、社会民生等诸多事业的发展,都需要智库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洞察力的服务,需要智库的预警及对行动方案的构思,来保障众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30岁出头,就是地方政府顾问,用现在智库观来看,顾问其实就是政府的智库专家,当时多数政府顾问还只是停留在参加开会提点儿意见的层面。但有些顾问,比如我们研究院的专家任玉岭先生,他在担任一些政府顾问期间,就会利用自己的资源,把一些企业家学员带过去,帮政府招商引资,为地方经济创收、解决民生问题。我们都知道,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投入成本非常大。那时我就在考虑,如果能把智库专家的这种资源圈层效应发挥出来,为地方的政策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招商引资工作排忧解难、节约成本,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我提出智库产业的初衷。

我提出智库产业区,则是对新理论范式的一次探索。在2009年7月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我就明确提出:中国智库建设应形成政府统筹、专业集成、多层合作、分工协作的系统性构架,智库建设应逐渐从“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向“以智库基地或产业区为平台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组织模式”转变,“百家争鸣”局面在新时期将以“智库群”和“智库产业”的形态出现,这些群体之间既具有区域性特征,也具有专业类组合特征,即可以在生产实践中发现科学问题、文化趋势、艺术源泉,也具有科研和文化成果产业化、市场化的基础。这就需要一定的载体,加强智力资源的整合,形成政产学研金一体化的智库产业集群。提出智库产业区的目的是为了构建中国特色智库、智库群以及智库产业业态。智库产业区作为智库产业的孵化器和统筹区域科学发展的实验区,可以借助地域优势,提升和发展当地的支柱产业。智库产业区内各行业精英人才的集聚,将产生智力触发和知识辐射的溢出效应。

记者:您怎么看地方经济过去遗留的痛点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您开出的这个智库产业药方是不是能对症治病?

于今:20世纪90年代,我国最早提出的一些政策,对地方产业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比如,原来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多是传统工业,由于政策性的误导,使得一批老工业企业还没有进行创新升级、产业转型升级,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产业转移,随即就破产关门。这是原来东北老工业基地遗留的问题。本世纪初,随着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型的政策又把东部地区一些余温尚存的企业,或者说可以进行升级改造的产业停掉,搬移到西部。

其后果是,原来老工业基地中那些本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改造焕发生命力的企业被扼杀了,原有企业关门,工人大批失业,而新进入的企业落地短暂,在掏空政府招商引资的红利后,又离场去了别的地方。

理论上讲,我国国内这种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模式是具有显著优点的:第一,能够在不影响就业总量的前提下,完成中国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的产业升级,随着东部产业向中西部产业转移,就业也随之转移;第二,降低产业升级的成本,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将大大低于东部地区,所节省的资金可用于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投入;第三,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东部带动中西部发展的格局。

然而,现实中区域间“空投式”的产业转移,不仅存在人才引进、招商引资、配套设施上的操作难度,同时也存在三方面问题:第一,优势产业由东部迁移到中西部,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劳动者收入,不利于我国扩大内需;第二,东部集聚的产业态势变成向中西部产业分散的发展趋势,区域间的产业同质化竞争将增强,容易导致产能过剩和市场恶性竞争;第三,中西部地区在争取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所推行的财税、土地优惠等政策措施,将导致政府支出向非民生领域倾斜,民生保障难以实现。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区域产业转移模式只强调了局部之间的调节,忽略了对整体目标的把握。产业升级不应成为区域性的战略,而是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同时这一战略还要与扩大内需、保障民生等目标相互协调。

这些都是政策性失误,由于当时中国基本上没有智库,也就谈不上发挥智库的作用。如果当时有智库,有专家对此做出科学决策分析,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正确解读国家政策,那么,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很多失误就可能不会发生。我认为:智库产业能够依靠自身的智力优势,从根源上恰到好处地解决地方经济遗留的痛点问题。

记者:您认为智库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哪里?

于今:首先,智库要对时政问题进行分析与解构,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智库必须帮助决策者剖析公共问题,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背景、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并且对问题做出明确的判断和科学的预测。比如,最近世界银行报告提出的全球50年来最大最快的债务狂潮问题,对中国政府决策机构来说,就需要依靠智库作为第三方独立学术研究机构,对此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性参考意见,对经济形势做出预警性判断。

第二,智库要提供前瞻性的议案,进而影响政府决策。智库应当根据决策者的意图和要求,提供全盘性的政策设计方案,使得国家资源实现有效配置,充当决策者的“外脑”。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库”能够进行政策设计、提供政策方案。大型思想库经费比较充裕,资源更加丰富,能够对广泛的内政外交和政治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对决策者的影响力也比较大;小型思想库资金有限,资源不足,往往只能够在公共政策的某一领域或者某一特定方面产生影响力。

第三,智库要提炼出政策理论体系,引导社会思潮。智库要站在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视角,提炼出适合我国的政策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虽然短期内不一定可行,但经过长期、反复地倡导,有可能逐渐被决策者接受,并最终获得足够的拥护者,甚至可能会立法成规。

第四,智库要储备人才资源,充当政、学界之间的“旋转门”。智库承接政府部门相关研究课题,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身研究型人才的历练和培养,成为政策研究型人才和未来决策者的培养基地。同时又是网罗高端人才的“战略储备库”,充当人才流通的“中转站”;智库机构既为前政府官员提供容身之处,又为新政府决策机构输送储备干部。在我国已有的高级别智库当中,有的研究人员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学界精英,他们在政、学两界游刃有余、进退自如。

第五,智库要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找到发展的动力源。智库为地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贡献就是能够帮助其研发和策划众多的项目和计划,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种项目研发、项目实施能力,为项目落地或者项目成果的取得提供一种保障能力。也就是说,智库为地方经济提供了一种新的能力,找到了新的动力来源;新的动力一定来自于新的战略构想、新的发展逻辑、新的创新理念、新的重新定义和定位、新的事业发展氛围和基础。

第六,智库要能够提升领导决策能力和领导干部本身的素质,使政府的施政能力得到强化。转型升级不只体现在产业和经济层面,还要体现在政府、社会、文化、民生层面,尤其领导干部的素质、意识层面,从而使智库能够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求,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

第七,智库能够帮助解决我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顺利地融入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环境及应对我国国内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发,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问题。在注重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要整合统筹国内外智力资源,加强国际问题、中国国内政策和制度的研究,将智库及智库产业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促进国家创新和智库产业的发展,为国家的安全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降低我国发展的国际国内风险。

集聚全产业链,引领区域协同发展

记者:早在2007年,贵院就创新性地提出了智库产业的概念,您领衔的课题组对智库产业进行了初步定义,并在智库产业研究中率先就国民经济分类进行了新兴产业的尝试与创新。能否就你们研究的“二连浩特中蒙俄国际智库产业区发展战略规划”重大课题,简要说说你们的研究成果?

于今:2012年,内蒙古二连浩特市政府委托我院开展“二连浩特中蒙俄国际智库产业区发展战略规划”重大课题研究,我院多次组织各领域专家开展实地调研及对中蒙俄、上合组织、草原丝绸之路等方面研究,2013年形成了项目成果初步报告,2014年审议通过并形成最终报告,期间课题组相继给我国中央政府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201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中蒙俄经济走廊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从而促使二连浩特市被国家确定为中蒙俄全面合作的战略桥头堡。

本项目研究期间,我们课题组重新界定了智库产业的概念,指出智库产业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智库为载体整合高端人才的智力知识资源,以创新型人才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的集中体现。其目标是针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落实、企业重大决策的实施以及区域人才短缺、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技术和制度后发优势培育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探索、研究、创新,提出解决方案,是带动一产、提升二产、促进三产的功能性产业。现代化经济体系从产业方面来看,就是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不仅需要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自发力,更要顺应产业边界逐渐被打破、产业间分工日益细化、产业融合日益普遍的大趋势,加强产业融合互动,构建智库产业体系。

记者:对中西部区域如何构建智库产业区,你们是否也有研究成果?

于今:2011年,我带领研究院智库产业课题组对“黄河金三角区域”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黄河金三角地区”构建我国首个“黄河金三角智库产业区”,并从规划总则、总体思路与战略构想、产业体系构建、重点产业发展路径、产业区空间布局、项目设计、保障措施等方面给出翔实、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我们智库产业课题组还对智库产业涉及国民经济行业进行了分类,包括第一产业中以品牌建设、绿色生态、高质量、高价值为特征的现代高端示范农业,第二产业中以集约、集聚、循环发展为特征的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产业中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政策咨询、创意策划、技术服务、专业支持等产业。

记者:这对完善新经济的统计分类很有帮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智库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带动和提升作用。那么,根据您这么多年的考察研究,您认为智库产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于今:第一,继续教育功能。智库产业集群能够把一产、二产、三产的高端环节的智力资源集聚成一个全产业生态体系,形成一种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局面和共生体系,进而发挥它继续教育的功能,为政府出谋划策,解决如何发挥政府顾问效果最大化的问题。

第二,聚集高端人才功能。在中心城市,智库产业可以聚集全球范围内的高端人才;在省会城市可以吸引全球部分领域及全国范围内的高端人才,发挥柔性人才作用。解决吸引不同层次城市高端人才的问题。

第三,情景感知功能。智库产业体系能够动态、全面、及时地了解、把握区域内外的集群创新发展的走向、困惑等,解决目前产业信息获取不足的问题。

第四,问题挖掘功能。智库产业体系通过数据信息和情报系统,依据后台加工、数据管理、信息加工和情报管理等,能够形成一种定界、洞察,能够对招商引资或招才引智的建设产业园做综合研判,实现对产业信息的快速反应。

第五,智库事业效能提升功能。我提出智库产业,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大批智库都是事业编制,机构臃肿,缺乏全面应对市场的竞争力。如果把这些事业编制的智库一刀切地推向市场,很可能会出现前苏联的情况,大批人才被西方机构高薪聘走,这会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如果智库事业是为政府服务的,它需要在渐进的过程中,让更多事业单位的智库能够参与到智库市场的产业体系之中,逐步地去与市场竞争,体验市场的甜酸苦辣。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第六,区域协同功能。我们从原来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协同发展的提出,这些都需要各省协同合作。基于协同发展战略的定位,我认为,智库产业园区的落地,首先应该在省会城市,然后是在国家战略布局的区域城市群,还可以在一些中心城市打造智库产业区的商业模式“智谷”,这将有利于政策的整体协调、统一规划、统一布局,也有利于打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和各自为战,当然,关键的核心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

记者:您是否可以谈谈智库产业对区域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于今:现在地区间发展不均衡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在这种背景之下,区域间的产业整合是促成区域整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推动新经济下产业转型与结构优化中,智库产业会发挥关键作用。我认为,中国产业升级的策略应当基于当地原有的优势产业基础,进行技术的升级改造。我国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把中西部地区作为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区域。这样一来,中西部地区实际上就具备了十分优越的产业发展基础,这种优势现在也还有发挥的空间。但是,随着交通、通讯和互联网行业的迅速发展,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地域限制作用正在减弱,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缺少的是对传统产业在技术和工艺流程上的升级改造,而不是建立新的产业。大力发展智库产业,找准问题的突破口与破解之策,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既可以利用原有优势产业基础,降低产业升级成本,又能够避免产业同质化和恶性竞争,形成与东部产业的互补。所以,中国产业升级的策略不应是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而应是区域内原有产业的升级。

智库产业集群能够引领城市功能集群化发展,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群组团发展需要以体制改革为引领,体制改革则离不开高端智库的支撑。如果一座城市能够建一个智库产业集群,在空间上建立类似于“智库一条街”的智库空间载体,以智库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引领产业聚集化发展、城市群组团式发展。这样就能够凸显城市群的核心和中心城市大城市的创意引领、战略指导地位,或者说这种生态服务的功能;赋予整个城市群新的功能属性和DNA,引导城市群集聚和产业转型升级。

区域协调发展是个长期的动态过程,这其中一定会有激烈的竞争和不协调行为,即使实现了短暂的协调,这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不协调。因此,发展智库产业区,会加速区域间协调分工的产生,促成区域一体化的形成。

设立智库产业基金 ,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记者:对智库产业的商业性和公益性,您怎么看?

于今:我认为,任何一个公益性的事情,也是一种商业活动,只不过它没有分红而已。文化产业不能产业化,但构建它的产业体系是可以的。教育产业不能产业化,但要有教育产业。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研究和探索的。

记者:您提出设立智库产业基金,根据您的定义,这个基金是市场化的而非公益性质,那么,将它设为市场化的基金,您觉得最终能盈利吗?

于今:可以盈利。因为这里面有知识产权孵化器。在智库产业园区里,它的孵化器有两个,一个是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即可以实现现场进行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交易。另一个是可以通过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买走一些专利,让民间的专利人能享受到研究成果的回报。在这些研究成果里,也有社会科学,比如说,像智库这样的机构的知识产权。

记者: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在您的调查当中,政府这种购买的意愿强吗?

于今: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意识极强的国家,这对推动科学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个挑战。当前主要有五个问题,第一,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求政府购买智库服务,有些地方政府目前暂时还没有“购买意识”;第二,现在是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地方政府原有的思路与做法行不通的时候,自然会提出购买需求;第三,智库本身是否具有有效供给能力的问题,从我国智库的品质或底蕴看,离满足政府需求还相差甚远,这反过来也影响了政府的购买愿望或者对智库的评价;第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论研究和规范指导,现在看来还缺少一个共识或者基准(BENCHMARK);第五,需要研究和解决基于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智库政策和相应法规的研究、制定和出台问题。

推动“顾问”角色转型,发挥五链融合协同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智库产业目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于今:中国的智库发展一直很缓慢。最近这几年,随着世界经济产生变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难题和发展瓶颈,智库的重要性才日益突显出来。我国研究机构规模大、数量多,但多数还局限在民间和学术层面,对国家起重要作用的智库,不管是影响力,还是竞争力等都与发达国家智库存在很大差距,政府和社会对智库的认可度也较低,面临的问题也很多。2012年我就提出智库产业面临的六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依然存在。

第一是政府科学决策的问题。就是说,要发挥政府顾问的智库作用,智库专家组的角色要做好,不是简单的顾问,要转换角色。

第二是省会城市人才集聚、人才引进的问题,要引进柔性人才。现在山东、浙江都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我2005年去浙江嘉兴时,向当地组织部长谈到这个建议,后来,他们按照我的建议出台了柔性人才引进政策。

第三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问题。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都是大区域协同发展的思路。

第四是高端产业集聚的问题。我们重视了一产、二产、三产的高端产业,淘汰了一批低端产业,把一些老工业园区的低端产业提升为中高端产业。另外,还有行政改革的问题,即从智库事业到智库产业逐步转型的问题。这个转型肯定是痛点,我在前面讲了,行政改革要去事业单位,就必须以渐进的方式推动这一改革,不能一刀切。

第五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重视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重视发挥科研院所产业成果转化的作用。如果说,一个地方能将一个智库产业落实到位,这些问题就都会得到解决,因为智库产业中就包括了政策链。以往地方园区的发展只有产业链,而且产业链大多是低端产业,人才链也大多是低端人才,虽有政策,但政策链

并没有完全显示出来。进入本世纪,中国提出建设高科技产业园区,由于园区定位于高科技,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也就发挥了作用。我们提出智库产业,就是要将已有的政策体现出来,发挥政策链的作用。过去,中国的民营企业并不能享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绝大部分企业没有享受到政府的政策红利,只有少部分企业,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享受到了,但中西部基本没有享受到。

记者:正是基于这些问题,您率先提出了服务区域经济的智库产业的五链?请您具体说说。

于今:我们提出了智库产业的五链:即政策链、人才链、产业链、金融链和创新链,而且政策链要先导。智库产业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整合高端人才的智力知识资源,以创新型人才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的集中体现。其目标是针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落实、企业重大决策的实施以及区域人才短缺、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技术和制度后发优势培育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探索、研究、创新,提出解决方案,带动一产、提升二产、促进三产。智库产业是以智库为载体,以智库产业园区为孵化器和重要抓手,集聚高端智力资源,服务于国家政策制定,节约区域战略成本和政府行政成本,因地制宜,引领集聚高端产业,使之成为区域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智库产业帮助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引智,构建智库产业的新体系,因地制宜地打造以“智库+”为核心的智库产业集群园区,形成政府政策开放带动、参政议政的高端人才聚集推动、高端产业集聚拉动、金融市场融合互动、科研应用创新驱动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摄影 杜京哲)

于今的智库产业研究情结

于今先生是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国家智库》和《中国智库》总编辑、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多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多次赴英美等国家访学;他还兼任中国侨联特聘专家、波中“一带一路”促进联席会中方理事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理事、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小组办专项课题评审、《一带一路》杂志特邀专家等。他是“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五个统筹丛书》、《科学发展观丛书》课题主持人,智库产业提出者和城市更新研究专家。

他告诉笔者,本世纪初,因参与中央党校培训西部地区政府的基层干部工作而承担了一个县域经济课题,先后在福建、浙江、广东、江苏四省调研了33个市、县、镇、村,接着又跑到西部地区调研。他回忆说:“一边是富裕地区,一边是老少边穷地区,区域差距的反差对我的刺激比较大,也正是这种不均衡发展的状况,让我萌生了做智库的想法。”在他的倡议下,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于2002年成立。

研究院成立后,他对基层调研进行提炼与分析,集学术、意识形态以及政策建议为一体,撰写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专门为这本书写序。在钱伟长先生、成思危先生的支持下,于今领导东中西部院继续开展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研究。“我们一面做调研,一面对调研进行研究,为中央提供内参、专报。”他说。

“2007年这五个课题研究完成后,有一次,成思危先生问我,‘以后你们是不是可以往智库方向走?因为你们之前做的所有工作,就是智库。’我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做智库。’于是,2007年4月,东中西部院成立了智库研究小组课题组。”于今说。

因为“五个统筹”课题得到高层肯定,2007年底,中央有关单位把“科学发展观课题”交给了于今的团队。从2007年到2013年,他带领团队做了近五年的研究,完成了整个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性、学术性的研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还相继研究了很多新的理论、新的范式、新的思考,又提出了不少新的命题,诸如智库产业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智库、智库经济、智库集群等新概念,并于2009年首创中国智库研究系列《国家智库》、《中国智库》和《中国智库发展报告》。他带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0:构建中国特色智库》、《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2:构建智库产业体系》和《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3~2017:中国智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三份报告。其中,《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0》对中国智库发展状况、道路和模式进行了探索,并介绍了国外智库的成功经验与借鉴;《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2》着重探讨了智库产业体系的构建问题;《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3~2017):中国智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则是中国国内首份有关智库产业及智库产业示范区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由三个独立研究成果和智库产品组成,分别依托东中西部院承担的三个智库产业区规划项目,体现了于今及其团队在中国特色智库研究及智库产业区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相应地区在智库产业示范区建设方面的实践及经验教训也为中国特色智库研究提供了接地气的支撑。

17年来,他除了主笔和主持了多个向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的前瞻性的改革建议报告外,还参与了中央国家部委组织的重大项目规划报告的审核制定工作。他公开发表文章、论文200多篇,撰写或主编著作近百本;先后主持了《五个统筹丛书》、《科学发展观丛书》、《成思危谈中国经济》等多项国家重点研究项目、重大课题研究、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出版选题,并获优秀学术著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等。2018年11月,他荣获“中国改革开放40年智库建设40人”。

他对笔者说:“我希望《智库产业报告》能为中国问题提供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与解决之道,为政府决策者提供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与参考,为推进智库的研究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未来,我们还将推出《智库经济体系》研究成果,就智库产业如何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制优化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艾亚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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