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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疫情事件转变为抗疫情经济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04-17

How to Turn Pandemic Incident into Economic
Resilience to Pandemic
如何将疫情事件转变为抗疫情经济
■ 马国书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大传播,中国的反思和展望不能仅局限在“生物安全防御和治理体系”以及相应短板建设的层面上。最富价值的展望则在于,重新看待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本质性变化。重新建构包括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加之生物安全均在内且超越国别和属地防控原则的“全能多层级安全一体化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outbreak, China's reflection and outlook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Biosafety Defense and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shortfall. The most valuable prospect lies in rethinking the essential changes in human society. It is the time to rebuild the "All-powerful Multi-level Security Integrated Socie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at includes traditional securit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network security, as well as biosafety.

面对突如其来的遭遇,必须审时度势

2020年是梦幻开局的一年,给正在蝶变中的世界大变局增添了最后的致命一击。首先,2020年1月3日美国国防部对外宣布称,在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下,美国军方以无人机定点清除的方式击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整个世界顿时一片哗然和惊愕。错愕之余,世界已经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升级为无人机定点清除乃是政治的新继续。世界由此即将拉开智能战争和全智能战争的新篇章。接着,2020年1月1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蔡英文获胜连任。这给台海两岸的原有平衡带来了敏感破局的新临界,在中美战略博弈的支点上平添变数。紧接着英国迎来了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欧的生效日。一个英国叛离、北约步入“脑死亡”的欧盟何去何从的迷茫和求索,必然会给解体中的西方阵营带来致命的重构。然而,所有这些潜藏巨变的种子型事件与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世界正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化冲击而来到了不得不发生彻底重构的临界点。
巨变中的世界本来就乱象重生,自顾不暇。然而,一场不期而遇的新型战争悄然而至,迫使人类物种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安全环境和应对策略。传统的主权体系和国防体系在遭遇这场大规模死亡和十几万亿、甚至更多财富损失的病毒攻击时,只能仰仗后者的防化列装发挥有限中的有限力量。即使是各国的非传统安全体系也一样消失在了所有公共视野的翘楚期待之外。伴随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湖北武汉的爆发和在全球的快速传播,整个世界裸露在了近乎毫无防御体系的决战中央。人类的现代文明被大大撕开了一道恐怖的裂缝。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担忧与日俱增。世界各国及人类整体遭遇了全新的挑战。
爆发于2020猪鼠年交替之际的新冠肺炎疫情,首先打乱了14亿中国人欢度春节的喜庆气氛,体制惯性也打乱了中国公共健康领域的安宁和利益格局,更打乱了每年春季地方和中央的“两会”节奏;当然,最被打乱的还是那些千千万万家在中国经济大潮中充当工蚁一般的微小型企业和养家糊口的就业大军。整个中国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被卷入到了这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新冠疫情阻击战之中了。全国先后进入到了一级响应的最紧急状态当中。这是人类历史极难偶遇的一幕:拥有全球顶级购买力近14亿消费人口,且拥有全球消费市场第一大规模,同时拥有全球最活跃供给侧的中国,在短短几天的片刻间,竟然被比细胞还小千倍的新型冠状病毒速冻成了“封城型国度”。
然而,更令整个世界措手不及的是,没人事先能够精准想到,新冠肺炎疫情居然是喜剧大师,转眼间在中国已趋于可控局面之后快速在全球放量传播。顷刻间,整个世界被新冠肺炎疫情所笼罩,各国均陷入了大恐慌。
这是一种新型力量,一种近乎神奇的力量,一种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遭遇过的比传统战争和智能战争都更加诡异的新生力量,一种我们不能继续轻视对待的新生力量。为此,我们的应对方略必须审时度势,必须探索出可以长治久安的系统方案。

面对诡异的病毒,人类必须做出深度新思考

不难想象,常规的应对策略必定是“防御型”的。像历史中的中国万里长城,像“二战”时的德国马其顿防线,像美国最先研制的导弹防御系统,像所有国家的国防武装力量等。但是,面对既可以自然变异、也可以人工编辑制造,还可以因实验过失和自然变异结合而不断新生的微米级以下且自我复制速度超想象的病毒体,仅凭防御思想的有效性还依然可靠吗?尤其当其传播途径不再限于传统的中间宿主与人类之间的传播,而是更加高效地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有效传播和变异性传播时,人类的反思和深度思考就不能再受既有认知的禁锢而畏惧展望更加本质性的宏大建构。
显然,病毒微生物世界是一个无法清零的剧毒世界,但并非必然是一个充满主观故意的敌对世界。相反,人类无法不和病毒微生物和病毒世界休戚与共、共生共存。因为,它们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而且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食材里,在我们的土壤里,在我们的饮用水里,在每一寸我们所能碰触到的世界存在里。所以,如何看待病毒微生物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和安全隐患,必须要有更加宏大的全局新视野。
在我们时代的面前有两大未来趋势和一个新挑战正在塑造着新现实:
第一,全球温室效应正在逐渐将南北两极的冰盖融化成雪水注入海洋,平均升高的温度和湿度会在全球范围滋润出更多的生物种群,眼前正在肆虐非洲大陆东部以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蝗虫灾害只是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生物威胁种类之一。换言之,在温室效应的推波助澜下,地球上的生物环境正滋生出越来越多的生物威胁和新挑战。
第二,以基因科技为主轴且正为全球市场带来新动力和增长极的产业集群,是远比自然变化和自然变异更加凶猛几何倍数级的风险源泉。如果认可基因科技和基因工程的合法化,一切自然变异做不到的病毒进化和人工干预演化反倒是在实验室中有可能获得实现。毕竟,人类个体的创造力是无法防御的。尤其当基因科技拥有的巨大经济利益受驱动时,防御病毒微生物的潜在威胁几乎就是不可能的。这种前景必须未雨绸缪地给予积极且必要的格外关注,否则,惊呼后悔的时刻就会频繁到来。事实上,基因医学、干细胞医学、再生医学等,已经成长为产业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即,摆脱自然束缚后,人造基因微生物的种类暴增已经成为新现实。
第三,防控疫情的属地及国别管理原则太过陈旧,直接阻断了近乎所有经济要素之间的市场化联系,包括社会分工和产业链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其副代价超级巨大、甚至无法承受。
有鉴于此,在病毒微生物的安全治理领域,人类已经不能简单地再仅走单一的防御体系了,而必须同时调动市场力量走防治兼防御两手抓的“双防体制”。唯如此,我们才能既发挥基因科技对人类社会的正能量作用,同时又能更加有效地将“病毒微生物世界”管控在人类可以安全驾驭的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里。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今,已不仅是一场关乎中国社会生物威胁的保卫战,而且已经在事实上演变成为了几乎世界所有国家均被卷入其中的全球新冠疫情保卫战。据今日头条披露:截至2020年3月24日, 中国的确诊人数达81803以上, 意大利63927,美国46450,西班牙35136,德国29056,伊朗23049,法国20123,……除中国之外的海外确诊人数已达到300440,超过中国的确诊人数三倍以上,受传染波及到的国家总数也已经超过188个国家。就连美国股市也已经一个月内四次触碰熔断机制。整个全球经济都陷入到无法不恐慌的崩溃边缘。无论如何,继北京时间2020年1月31日凌晨和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分别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且将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之后,又于2020年3月11日将新冠疫情升级为“全球大流行”以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全球公共健康大事件。所以,本文的分析和展望有必要兼顾国家立场和全球立场均在其中的整体观。

全球首要的新共识须转变到“抗疫情经济”上来

毋庸置疑,面对COVID-19疫情,全球首要的新共识就是必须把“疫情事件”转变为“抗疫情经济”,并进一步升级为“疫情前置性防控型社会”,进而彻底将“传统被动防御体系”转变为“经济可持续型事前疫情治理体系”。这是“全球传染病疫情事前治理体系”的第一宗旨。在我们的分析看来,这种治理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意味着传统防御体系都是纯被动型且不适合应对生物威胁原理的。因为“生物威胁防御”只能应对已知和已有的病毒种类的再次爆发,如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非典病毒(SARS)、尼帕病毒、亨德拉病毒(Hendra Virus)、马尔堡病毒、汉坦病毒、甲型H1N1流感病毒、HIV病毒(艾滋病)、狂犬病病毒、天花病毒、登革热病毒、肝炎病毒等种类繁多、枚不胜数的病毒家族。其中,天花病毒就是借助人类的事后防御机制而将其彻底灭绝的病毒。但是,无论怎样有效地战胜了“天花病毒”,人类并没有因此可以摆脱天花病毒之外新型病毒的再出现,而这是“生物威胁”的核心原理。亦即,生物威胁既来自于“已知威胁”,同时也来自于“未知威胁”。这是“全球生物威胁第一原理”。
显然,一旦承认“全球生物威胁第一原理”的有效性,传统“生物安全事后防御思想”及其体系的局限性就会展露无余。换言之,传统“生物安全防御体系”的最大漏洞在这次新冠疫情暴发中被彻底证明了其局限性和无效性。因为在当前这种“事后型生物威胁安全防御体系”中,此次“COVID-19新冠疫情”只能被认定和归类为“突发事件”,而不被假定具有“常态性”。毕竟,像上述分析指出的那样,所有“事后型生物安全防御体系”都无法应对“未知型病毒”。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在2019年3月3日出席中国“两会”期间指出,中国传染病防控的能力与系统引领全球;同时,中国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也在多种场合说,中国已建成全球传染病防御控制体系,但面对实际新冠疫情时却如此狼狈。在事后型防御思想体制的指导下,所有可能及潜在的“未知型病毒微生物威胁”都被归纳到“突发事件”的应对资源和次要环节中了。然而,看不见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敌人,也是最难对付和消灭的敌人。换言之,在现有事后型传染病疫情防控体系中,包括世卫组织所倡导的,都是将“事后预防管控”放置在了中心位置上,而把应对未知型病毒的“突发事件机制”放置在了次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位置上。所以,要想创建“全球传染病疫情新型治理体系”的话,就必须首先重新认知“全球生物安全第一原理”的有效性。只有取得此项全球共识,像“COVID-19新冠疫情”的所谓突发事件,尤其随之而来的被动性应对和超巨型损失才不会再次发生。
给定“全球生物威胁第一原理”作为前置条件,同时给定“全球传染病疫情新型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已经从“疫情事件”转变为“抗疫情经济”,即已经从“事后防控体系”转型为“事前防控体系”,在此前提下,新型生物威胁安全治理体系的事后抗疫情部分将转型和升级为:一个监控事发型统一管控平台+13个事后双防御执行体系,分别由:1.全国个人抗疫情三级防护体系;2.全国家庭抗疫情三级防御体系;3.全国城市抗疫情三级隔离体系;4.全国公共交通抗疫情三级通道及运载工具体系;5.全国物流抗疫情三级配送体系;6.全国生活资料抗疫情三级供给体系;7.全国医疗机构抗疫情三级服务体系;8.全国医疗物品及设备抗疫情三级供给体系;9.全国政府体系抗疫情三级服务体系;10.全国传染病抗疫情三级防控响应体系;11.全国传染病抗疫情三级专家防控体系;12.全国病毒全链条三级研究体系;13.全国抗疫情(全国、省级、省级)新闻三级发布体系所构成。统一抗疫情平台为:全国传染病抗疫情防护防御消费端大数据统一管控治理体系。
此外,新型生物威胁安全事前治理体系的市场保障部分将转型和升级为:一个事前型统一管控平台+17个事前抗疫情执行体系,分别由:1.全国药企市场保障三级支援体系;2.全国检测试剂市场保障三级支援体系;3.全国新型疫苗市场保障三级支援体系;4.全国新型药物研发市场保障三级支援体系;5.全国特新药物及治疗市场保障三级支援体系;6.全国紧急物资市场保障三级捐赠体系;7.全国紧急物资市场保障三级供给体系;8.全国抗疫情服务市场保障三级志愿者体系;9.全国医疗资源实时统计市场保障三级信息服务体系;10.全球海外医疗资源实时统配市场保障三级服务体系;11.全国医疗队市场保障三级支援体系;12.全国个人远程办公市场保障三级工业体系;13.全国大型在建项目封闭式管控市场保障三级服务体系;14.全国工商企业网格式管控市场保障三级服务体系;15.全国无法复工网格式管控市场保障三级服务体系;16.全国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服务三级保障体系;17.全国各级政府抗疫情及保经济政府服务三级保障体系;统一抗疫情平台为:全国传染病抗疫情经济市场保障供给侧大数据统一管控治理体系。

为什么要构建“事前抗疫情型市场经济体系”?

如此,我们意在追求:即使再发生传统防御体系项下所谓的“突发型疫情事件”,该事前防控治理体系也将可以确保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无间断原理的有效性。这便是我们意在构建的“事前抗疫情型市场经济体系”。因为,无论承认或愿意承认与否,人类社会已经在事实上步入到了与“各种微生物,包括但不限于细胞级微生物和病毒级微生物”边际互动递增大爆发后,如何和谐相处的新时代。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把过往的“疫情事件”转变为新时代的“抗疫情经济”和“事前抗疫情型市场经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打造成“中国抗疫情经济新引擎”和“全球抗疫情经济新引擎”。换言之,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必须转变为“抗疫情型经济体”乃至“抗疫情型全球社会”。事实上,诸如艾滋病病毒、狂犬病病毒、骨髓灰质炎病毒、登革热病毒、包括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等已知病毒,并没有像天花病毒那样被彻底消失,它们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身边。难道艾滋病和狂犬病不是每一天都与我们零距离共存和共生着吗?但是我们依然“正常”生活着。亦即,灭绝病毒的理念必须给予重新的审视;相反,我们无需恐惧病毒。因为病毒和人类物种一样同样拥有着自然赋予它们的生存合理性及生存平等性。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必须把传统经济,或“只防御已知病毒而无法防御新生病毒的清零型市场经济及社会”转变为“既防御已知病毒又防御新生病毒的双防型且共生共存型市场经济及社会”。毕竟,人类无法否定微生物(包括但不限于细菌和病毒)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人类必须不畏惧一切微生物的共生存在。只要筑造出密而不漏的双防型体系,即事前和事后双防型市场体制和社会,且锻造出可以把各种病毒均装入特色迥异的潘多拉盒子里的卓越能力,人类就可以和所有的病毒正常相处了。这是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积极介入和适度干预自然的必然选择。否则,即,如果人类肆意破坏自然,任性无度,试图将自己的私欲无限制地摆放在远超出自然底线的境地,例如,试图把所有类型的病毒都统统从地球的自然界中清除出去,力争只让人类物种和所有的益生菌及益生类基因物质共生在一起,那么,最终受到自然惩罚、甚至灭亡惩罚的就只能是人类自己。
无论如此,多抗体型已经是人类无法选择的新未来。我们必须勇敢地展望这种刚性事实,而且还必须勇敢地面对这种新现实和新挑战。主动迎接这种新的挑战,中国就可能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被动局面借机翻身打造成可以引领全球抗疫情经济的领导者和先锋力量,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主动和被动之间一个增长潜力无限的新未来正在向中国招手。为此,中国最好开始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联合提出并打造“全球多抗体人类计划”。当然,中国也可以在此之前,先行打造“中国多抗体人类计划”。届时,每个中国人,包括在中国居住的外国友人都需要纳入到“中国多抗体人类溯源体系”之中。在此基础上,所有的家禽家畜也都需要纳入到附属于“中国多抗体人类溯源体系”的“中国多抗体家禽家畜溯源体系”之中。此外,中国公共健康体系也将可以一并升级为“中国公共健康基础疾病溯源体系”。这意味着,中国公民的公共健康治理体系就可以实施“中国公民公共健康卡身份证”了。
换言之,传统的生物人社会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21世纪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了。我们需要打造“生物人+微生物人一体化的新型社会”,即“双生物人社会”。亦即,每个人的身份定义不能只满足传统社会和信息化社会的需要,还要满足“微生物化人类社会”的新需求。因此,中国必须开始打造可以兼容“生物人+信息化人+微生物人”三位一体化的“三维人社会”的基础设施。

针对此次疫情,最富价值的展望是什么?

无疑,抗疫情经济的资源配置体系是人类历史进程中虽然遭遇但始终未能有效处理好的一个空白新世界。人类已经拥有了线下实体经济和线上互联网经济,并且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维体系建设。但是,面对全新的“抗疫情经济”,整个人类都来到了无法回避从零开始的新起点。这种建构必然涉及“生物人+信息化人+微生物人”三位一体化三维型人类社会的基础构想和建设。毋庸置疑,在这个方向上,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不仅线上互联网经济领先于世界,而且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又给中国送来了一个超级大礼包。毕竟,中国不可能为了发展和领先,故意去制造一场疫情。换言之,此次新冠疫情为中国带来了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最大飞跃良机。
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反思和展望不能仅只局限在“生物安全防御和治理体系”以及相应短板建设的层面上。最富价值的展望则在于,重新看待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本质性变化。重新建构包括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加之生物安全均在内且超越国别和属地防控原则的“全能多层级安全一体化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这种新型安全社会的核心要点就在于,它不再是成本型的了,而必须得是可以兼顾有效经济增长于一身的新型安全社会。唯如此,中国和世界才可以凭借双赢机制和共赢机制来共同建构“全球传染病抗疫情治理体系” 、“全球多抗体人类计划”、“全球抗疫情经济新引擎”、“全能多层级安全一体化型社会”、“全球三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
当下,中国迎来了最富时代想象力的生物科技新浪潮。中国决不能错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之被动局面所赏赐给的历史新机遇。如果能在危难中抓住机遇,中国就不仅能出色地战胜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而且还必将借此次良机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机遇,追赶全球生物科技新浪潮,并实现新的梦想。(小标题为本刊编辑另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共赢经济学研究院院长、高级研究员,共赢经济学创始人
                                        马国书素描
马国书先生是共赢经济学创始人,一位非常乐得探索的学者,在国际经济与金融研究领域建树颇丰。2009年出版的《全球独立货币》是他的著述之一,其中首次提出“全球N+1货币体系”。其学业背景跨越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工作经历又涉足于跨国银行、知名民企,甚至创业。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供电体系遭遇瓶颈困境突出的广东,他率先创新出一种先用电后付钱的IC卡模式:万德普惠计划。
正是基于这种阅历与经历,更是因为他喜欢自我提问与破题的性格,加之他对广东小微企业效益增长的调研,早在1988年,他就观察到了“共赢现象”的存在。同时他对共赢现象的解说也得到了当时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和走在改革前沿的中国大企业老总的肯定。1993年推广“万德普惠计划”时,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进行了项目论证会。翌年,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的刘伟先生建议与他一道设立“共赢经济学研究课题”,共同开展共赢经济学的纯理论研究,至今他还珍藏着当年刘伟副院长亲笔写的课题手稿。同年,即1994年12月,马国书决定在香港设立共赢经济学研究所,专职从事“共赢经济学”的纯理论研究,在共赢经济学分析框架获得建构之后,又开始了交换分析范式广义化之后的“广义交换理论”的研究和著述。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际,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央行与中国银行有关领导的首肯。他应约至北京,就其《亚洲虎债券》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汇率陷阱》两篇研究报告,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进行了面对面学术交流。他从广义交换理论出发,在《亚洲虎债券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超越传统货币国际化之外的国际化新路径。他当时的主权基金建议系最早提出以人民币计价机制对外发行国债的系统性建议。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汇率陷阱》研究报告中揭示了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主因是主权货币充当国际结算职能必然会遭遇的内生性通用困境。即,当今以美元为代表的“N+0之主权型货币体系”,只有在国际经济的增长速度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增长速度保持一致或接近时,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才能实现金融稳定。否则,尤其当出现相反的情况时,“不稳定性机制”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金融危机形势爆发出来。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将研究的方向开始转向“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的纯理论探究;并于2001年完成《广义交换理论》(上下册)论著,从此开启了包涵“共赢经济学”、“广义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均在其中且完整一体化之新范式经济学的纯理论研究。
随后,他接连完成了《广义价格理论》、《广义剩余理论》、《广义供给理论》、《广义需求理论》、《广义竞争理论》、《广义加总理论》和《广义市场理论》等论著。
1998年6月至2012年8月间,马国书前往美国游学,集中穿梭于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从事《共赢经济学》、《广义经济学》、《广义政治经济学》纯理论研究,期间推出:“Global Allwin Wealth——Introduction of General Economics”、“One Hundred MIs chiefs of Orthodox Economics”、“Introduction of Intermonetary Economics”两部书稿;还著有:《人类知识基础的科学与哲学革命》。2009年4月至2010年4月,他的另一部论著《全球独立货币》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在他出任广东共赢经济学研究院院长、高级研究员期间,推出《广义货币理论》、《全球N+1货币体系与全球货币锚大统一理论》、《超越特里芬困境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及《世界新货币体系》等论著。
2013年,他接受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邀请,任该院高级研究员,以中国开放改革为主要背景,著述《全球共赢市场的崛起》、《超越增长的极限》、《负价格经济》和《世界经济新浪潮》等纯学术和智库型学术论著。并正在组织《中国共赢市场系列丛书》及《共赢资本主义》的著述。
30余年来,马国书也从未放弃创业。从美国游学回来后,他创办了中创谷产业孵化器集团有限公司,支持高科技创新企业,以投资实践佐证、完善共赢经济学理论。(撰文 艾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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