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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危机下的全球化之路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05-21

Globalization under COVID-19 Crisis
疫情危机下的全球化之路
■ 冯兴科

全球疫情仍然在加剧恶化,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4月24日3时50分,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2549632例,死亡175825例。世人正不得不面对可能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风险和损失,人类正在面临一次历史性的挑战,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无疑是人类的一次巨大灾难。疫情带来的不仅是生命财产和经济的失去,还有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不信任的加深,进而带来了人们对全球化态度的迷茫、怀疑,甚至否定。世界著名智库Chatham House的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就直言不讳地提出: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

The global pandemic is still worsening.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s of April 24,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of novel coronavirus has exceeded 2,549,632 cases and more than 175,825 deaths. The world has to face risks and losses that may far exceed those of the 2008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1929 Great Depression. Mankind is facing a historic challenge and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the profound changes.
This is undoubtedly a great disaster for mankind. The pandemic has not only brought the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y and economy, but also deepened the distrust among people and countries, which leads to the confusion, suspicion and even denial towards globalization. Robin Niblett,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world-renowned think-tank Chatham House, argues bluntly that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s coming to an end.


全球化进程只会向前、不会终结

不可否认,此次疫情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病毒不但可以感染人,也同时伤害了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供应链,这造成了对经济的极大影响,进而形成了对全球化的“暂停”,加之此病毒有可能与人类长期共存,由此使得一些人对全球化的未来之路产生怀疑甚至否定。
实际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趋势就开始放缓,甚至在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思潮涌动下,世界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特别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内部的“逆全球化”势力凸显,特朗普政府实行“美国优先”策略,加剧了国际贸易冲突,英国启动“脱欧”进程,欧盟内部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移民浪潮。
因此次疫情而产生的对全球化的怀疑和否定,恰恰反映了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多年存在着的一些趋势和问题。虽然全球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世界将因此产生诸多的新变化、新样态、新方式,并进而对世界格局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但从经济学原理和规律来看,全球化的进程只会向前,不可逆转。全球化会有新的变化和样态继续前进。
从15世纪末起,以新航路开通和地理大发现为开端的经济全球化,到现在已有500多年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殖民统治的时期,第二阶段经济全球化是东西方两个阵营相互对立的时期,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些西方大国相对削弱、新兴经济体发展壮大的时期。
在第三阶段中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和价值链理论的广泛传播,20世纪后半期,经济全球化获得了爆发式发展。主要表现为贸易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以及劳务的全球化,这几股力量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金融发展。
尽管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化进程面临较大挑战,但其基本趋势不会改变。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全面融入传统经济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国家看,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都与国际经济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地区看,各大洲之间都离不开国际大市场的互联互通;从产业看,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业态,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工业4.0”,都离不开全球产业网络;从行业看,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需要利用国际金融大平台。
科技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已使全球化变得不可逆转,不会终结,这是任何机构或组织、国家或个人都无法逆转或阻止的。实践证明,全球化是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全球化4.0是新型全球化的核心动力

虽然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不会终结,但不可否认,受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全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潮日益抬头,疫情客观地助长了“逆全球化”,这无疑是事实。这意味着疫情后的全球化如果要想重启,必须要有新的变化和新的样态。
事实上,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带来诸多的弊端,比如因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增大问题,底层民众就业和经济社会保障状况堪忧的现实,这引发了一些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和反对。如果全球化不正面这些问题,不去主动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全球化也是不可持续的。
此次疫情让越来越多的人充分认识到“全球化”的风险,很多人认为,“和本国民众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东西不能任其流失”,人们思想的变化和对经济的重新理解,将对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和企业将考虑以新的方式来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全球化将因此被重新定义。
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全球化将在技术引领下走向深入,即全球化4.0。此次疫情将导致全球经济的大衰退,疫情后,全球经济无疑将面临如何增长的问题。创新将是疫情后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主要大国是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力量,新的技术革命需要全球的分工协作,这必然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到来。
未来传统的全球化道路难以行进,实施保护主义又不可行,惟有走技术引领下的新型全球化4.0之路,即在考虑各国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的前提下,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各国互相开放市场,遵循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确保在“新型全球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资源流动以及机遇分享中,让各个国家和阶层都能实现共赢。
未来的全球治理模式将充分考虑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需求差异,在助力经济长期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避免贫富差距问题,及时兑现发展红利,重视底层民众的利益和保障,将原有的全球利益共同体凝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备受关注,这些技术将在未来几十年影响众多行业的产业革命,进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世界格局。它将推动全球化迈向4.0的新阶段。全球化4.0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新型全球架构体系。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作为代表未来新趋势的全球化4.0,无疑为我们解决当前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它突出的数据化、共享性为我们创建更公平、公正、平等的世界提供了基础条件。

全球化合作抗疫是惟一选择

新冠疫情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正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人类要想解决当前的全球疫情危机,全球化合作抗疫是惟一的抉择。
全球疫情正在面临日益复杂严峻的风险与挑战,世界人民期待各国能够携手并肩,共同合作抗疫,构建开放、包容、共赢的国际多边疫情防控合作机制,这也是新型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和应有之义。
疫情目前在全球蔓延。从供给侧看,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产业相互间高度依赖、密切关联,随着欧美疫情形势继续加剧,势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进而拖累全球经济增速。
从需求侧看,一方面,疫情蔓延带来诸多国家居民外出活动减少,对需求带来直接冲击。另一方面,供给侧的冲击易传导至需求侧。全球产业链受损可能引起企业的倒闭潮,进而减少就业和居民的收入,世界贸易的减少会削弱各国的出口,传导至终端需求侧,反应为企业的投资需求、居民的消费需求以及出口的降低。
疫情蔓延至全球,成为世界性问题。全球总需求的大幅减弱不排除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要求全球各个国家必须在联合国、世卫组织、G20、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框架下务实合作起来,防范疫情扩散和对经济冲击。各国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
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正对人类生命、社会凝聚力和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共同威胁和破坏。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系统和相应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新冠病毒目前正逼近这些卫生系统脆弱和机构薄弱的国家,有可能造成大量死亡。作为疫情防控实践比较充分的国家,应主动向一些防护能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防疫援助。
各国应加强在病毒认知、疫病特征、临床诊断、药物治疗、疫苗研发等方面的合作,同时总结各国遏制疫情传播的经验,结合自身国情,切实行动,最大限度遏制疫情的传播。
当前国际产业链高度融合,单凭一国之力难以生产全部疫情所需的防护产品,所以更要坚定全球化的方向,反对“逆全球化”,各国要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扩大开放,要确保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和有效,加强供应链的上下游分工合作,确保全球防疫物资和防护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疫情扩散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负面的冲击,要加强国际供应链协调与合作,搭建国际供应链平台,在疫情得到有效防范的情况下,切实推进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复工复产,确保全球重要物资和民生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以尽量避免或减缓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
美联储近期采取了系列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下行风险。各国应加强在宏观政策领域的协调,采取精准有力的货币、财政政策,对冲潜在的经济总需求下滑,保持全球经济金融的基本稳定。

中国经济的应对之策

总体来看,目前疫情在中国已得到基本控制,但在全球的蔓延态势却不乐观。疫情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供需两侧均造成了明显影响。从需求侧来看,疫情对消费产生了明显冲击,同时对投资和出口也带来负面影响。从供给侧来看,复工复产的延迟、交通运输的阻滞使得产业链上中下游依然存在一定缺口,导致中国国内企业产能利用依然不足,疫情使得产业链存在一定的调整风险。
当前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仍在发酵,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厘清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但危中也有机,应化疫情之危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之机,为长期经济提质增效打好基础。总体而言,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运行轨迹。因此,未来政策的基本方向,应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背景下,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升级的动态平衡。
当前政策需针对短期和长期精准发力,兼顾短稳长优。短期政策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通过进一步的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支出端负担,适度增加公益性岗位减少失业。货币政策要更加精准发力,维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避免疫情向金融市场的冲击,同时也绝不搞大水漫灌、刺激资产泡沫。信贷政策要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维系企业现金流稳定。
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核心体现在企业现金流断裂的风险,由此会引发企业破产、居民失业、收入下滑、消费投资需求不振的次生冲击,进而可能引发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而短期政策要以稳企业、稳就业为核心抓手。各地在切实抓好疫情防控、防止疫情二次复发的同时,应加快推出系列精准措施,重点推动有序复工复产复市,将加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长期政策应借疫情之机下大气力推进改革,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弥补相关短板。比如大刀阔斧推进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深化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改革;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培育中产阶层;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用市场化的方法为实体经济传导资金,解决长期困扰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等。
中国要以疫情为契机促进消费升级,启动消费转型升级规划。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1.2%、11%。本次疫情让消费短期承压,同时也催生了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市场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11649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国内消费潜力将不断释放,长期消费趋势持续向好发展。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有必要采取短期应急政策稳定消费,同时着眼长远,采取长期政策助力消费升级。短期政策需着眼稳定就业这个核心点,多措并举稳定消费。一要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将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到宏观政策层面,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大逆周期调节以护航经济平稳发展、保持就业稳定;同时实施更有针对性、更加精准的公共就业服务,稳定就业预期。二要稳定居民收入预期。财政政策需精准发力,在既有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考虑设立专项补助金,建议按照疫情持续期间企业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一次性补助所有未及时复工复产的中小企业,以减轻疫情期间企业正常支付职工工资的负担,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三要恢复短期消费需求。考虑抗击疫情特殊时期,可以考虑为湖北省地区群众提供消费配给券,可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给予每人每月500元到2000元的消费配给券,疫情结束后仍给予一季度过渡期;2020年特殊地区适当增加新牌照的投放,增加汽车购买机会。
长期政策需围绕培育中产阶层、扩大中国国内市场、增加有效供给等核心点展开。一要启动中长期消费转型升级规划,培育中产阶层,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的财税支持措施,改革个人所得税,合理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有序减少中等及偏下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争取在未来10年内增加三亿以上中产阶层。二要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基本消费要更加经济、实惠、安全,中高端消费市场要进一步培育壮大。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营造有利于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提供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环境。
结合此次疫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互联网消费等消费新业态,重视发掘医疗、健康、卫生用品等新增长点,继续推动教育、文化、娱乐、体育、旅游消费发展,促进服务消费朝更加专业化、多样化、高品质的方向发展。有效增加供给,实现消费与供给侧升级的动态平衡。
为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目标,有必要适当扩大投资,但同时又要避免刺激无效低端的投资。为此,要统筹短期和长期经济发展需求,适当扩大投资。
建议加大新型与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强民生领域基建投资。着重加强对生态环保、公共卫生、医疗、教育、政务协调等领域的投资,提高人民获得感。二是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现代物流体系、远程办公、线上教育等新领域的发展不仅缓解了疫情状态下社会功能停滞的局面,同时也促进了居民消费升级。以此为契机,加大对智慧城市、物流基地、5G技术、互联网等相关基础设施投资,以新型基建稳增长、促进产业升级。
建议支持制造业技术改造。疫情发生后,中国国内产业链受到冲击,体现了建设产业数字化平台的重要性,国际产业链转移的风险暴露了当前中国制造业技术不够先进的问题。建议通过专项贷款或抵押补充贷款(PSL)方式,提供较大量的中长期融资,加大对制造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为企业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切实支持。要提升中国国内制造业企业技术能力,增强不可替代性。要着眼于中国国内生产配套能力提升及中国国内产业资源整合,大力推动技术创新,进一步增强中国国内中间品尤其是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增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可替代性;同时以进口替代及内生增长能力的提升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减小外生事件可能导致的产业链转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针对疫情对中国企业复工复产的冲击,要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并争取扩大出口。短期来看,一要稳物流,在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疫情前提下,尽快疏通交通运输。二要稳生产,加快推进职工的复工复产,鼓励弹性工作制,线上办公、远程办公。三要稳客户,建立应急法律服务机制,为外贸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减少国际贸易纠纷。四要稳信心,通过有力政策稳定企业和职工信心。

全球化的未来

目前,人类与这场疫情的“战争”远远没有结束,国际金融动荡依然在持续。国际金融界油价的下降和地缘政治正在互相交织,全球依然面临民粹主义的极大威胁,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在个别发达国家有愈演愈烈之势,全球经济治理也受到较大的影响,全球化依然面临重大挑战。
不过,在经历两个多月艰难和严格的抗疫斗争后,中国正率先走出疫情,迎来战“疫”胜利的曙光。目前,中国的复工、复产、复市已在稳步推进和恢复。中国正向欧美等疫情严重的国家援助运送口罩、药物并派出医生。抗疫过程中,中国所展示的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和形象,受到全球的关注。
虽然世界上不同的力量还在角逐,合作和指责交错上演,但中国无疑是推动全球走向合作、开放的重要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各个国家在疫情后,一定会就全球化等全球事务进行再定义,这也是我们在2020年将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金融论坛的主题。
虽然全球化4.0的进程已经开始,但与之匹配的全球治理体系尚未形成。过去的治理体系已与现实有一定脱节,为此,要革新治理体系,以新的智慧提升全球化的新阶段进行改革,以适应全球化4.0对全球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新型全球化必然要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尤其是支持数字贸易经济的发展。全球4.0依赖智能数字推动,但这仍需要全球贸易来作为载体推动全球互通互联。因此,类似服务数字贸易的机构和组织就应该创立,以便达成维护数字贸易的协议。
为了全球化的未来,要鼓励更多国家和组织参与全球体系再设计。全球化4.0时代,原来国家间物理上的巨大差距被拉平,互联网提供的虚拟空间为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前提。因此,新的全球治理体系能够更多听取多方意见,做到更加公平公正。
我们相信虽然疫情正在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困难,但全球化4.0的趋势不会变,必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需要发挥包括智库、高校、协会等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在再定义和创建全球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全球化4.0作为一个全新的时代没有现成的实施经验,只有各个主体不断探索才能找到最为合理和有效的方案。
全球化的未来,是在一个日益互联的世界中进行的,要更加包容地发展,建立起新的规则和制度框架,这样让成千上万掉队的人重新追赶上来,减轻发展不平衡、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内部动荡和外部冲突。在探索协同合作新观念的同时,力求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脉搏,激荡出改善世界现状的新思路。
最后,全球治理体系迫切需要变革,要更加尊重新兴经济体的权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将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作者系金砖智库主任、世界金融论坛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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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科,现任金砖智库CBGG主任,世界金融论坛秘书长。
他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在多所大学担任兼职教授。2014年起,担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是清华大学“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峰会、“一带一路”国际金融论坛、金砖国家经济智库论坛的发起人和创始人。
冯兴科先生先后主持清华大学“‘一带一路’跨国金融合作研究”、“金砖国家年度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参与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等课题。2015年,策划组织“中美智库交流”系列活动,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访问。他曾在《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发表多篇论文和专栏文章。2016年,其策划的《世界金融新秩序》一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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