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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发展趋势探析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09-24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Private Equity Industry in Post-Epidemic Era
后疫情时代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发展趋势探析
■ 董贵昕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为此,一方面要促进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中国早期私募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并购基金和特殊资产投资基金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探讨了中国私募基金行业(未包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私募基金:早期投资:创业投资;并购基金;资产发展趋势;特殊资产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portion of direct financing should be increased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multi-layer capital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quity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existing problem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early private investment funds, venture capital fund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funds and special asset investment funds. Combined with the new situ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private equity industry (excluding privat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早期私募投资基金

早期私募投资基金主要是指种子基金和天使基金,投资阶段主要为企业的种子期和初创期。经过30余年的培育和发展,中国早期投资市场已初步形成,大量处于创业期的企业,因获得了早期私募基金提供的资金而获得快速成长。2015年是中国早期投资基金募资的高峰年,根据私募通统计,当年募资金额达到203.57亿元;然而,2019年早期投资基金募资金额减少,总计共募得119.25亿元,创近五年来的新低。不过,从投资金额上看,虽然早期投资案例数量有所下降,但早期投资金额近五年来基本保持平稳。2015年早期投资金额为231.8亿元,投资案例数量为2843起;2019年早期投资金额为229.82亿元,投资案例数量为2028起。
早期投资基金的典型特征是以长期股权投资为主,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基金平均规模较小、单笔投资金额也较小。早期投资基金的特点决定了其对早期投资团队的专业性要求较高。近年来,中国早期投资基金行业发展面临较大挑战:一是募资难,但可喜的是,最近几年国资背景的LP参与早期投资基金数量和金额均有所提升;二是早期投资基金实现投资退出、现金回流周期长、难度大,基金团队如何“过冬”、能否抱团取暖熬到“春天”,正面临考验;三是早期投资所投企业境外上市难度加大,上市破发现象屡有发生,现金回流承压;四是早期投资项目中,一半以上是属于商业模式创新类项目,而对“硬科技”类企业投资不足,显然,如何增加“硬科技”类项目的投资,对早期投资基金团队的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0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早期投资基金将呈现以下发展态势:
一是新基金的募资和投资进展将会困难重重。2020年上半年,由于受国内疫情影响,人员流动管控将会严重影响早期投资基金的资金募集、基金注册和项目投资。
二是部分被投企业将面临复工复产和生存压力。疫情对餐饮、娱乐、酒店、旅游、影院等大消费类企业冲击很大。尽管从下半年开始,中国国内疫情得到较好控制和缓解,但国际疫情形势愈发严峻,这对全球化的企业在供应链和产品出口方面将构成致命性打击。
三是“新基建”和线上相关行业迎来广阔的投资机会。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明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相关领域,这为早期投资基金增添了新的前景广阔的投资机会。此外,疫情尽管极大地冲击了大消费行业,但同时加速了线上消费、在线教育等相关行业和快递、物流等行业的发展。
四是国家“双创”政策红利将得到进一步释放,注册制和新三板制度改革将从根本上疏通基金投资的退出渠道。201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国发【2018】32号),要求从税收减免、投资者培育、上市支持和配套金融服务等方面对创新创业事业提供支持。2019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号召,陆续发布了打造“双创”升级版的相关配套政策。资本市场上,注册制改革从2019年成功实施了上海科创板,到2020年开通深圳创业板,早期投资市场的退出渠道将更为畅通;新三板精选层的推出,促进了中小成长型企业在新三板公开发行,由此将极大地活跃早期投资市场。

创业投资基金

创业投资基金是指对处于创建或重建过程中的未上市成长性企业进行股权投资,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值收益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近几年来,创业投资基金无论是基金管理人数量、管理的基金数量,还是募资规模,均呈现逐年递增态势。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中国存续创业投资基金7978只,较2018年末增加1470只,增长22.59%;创业投资基金规模1.21万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2993.64亿元,增长32.92%;2019年当年新备案创业投资基金1861只,新备案规模1146.18亿元。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创业投资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目前,中国创业投资基金机遇与挑战并存。从面临的挑战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经济下行和新冠疫情叠加的双重影响,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和中美科技战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给创业投资基金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从基金内部环境来看,基金及基金管理人的分化日益加剧,马太效应显现,优胜劣汰加速。在基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重大变化背景下,创业投资基金在募、投、管、退的每一阶段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中国创业投资基金行业整体上面临募资难,具体原因和表现如下:一是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调整期,金融风险加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二是从行业监管角度看,资管新规的出台,收窄了募资渠道;随着行业监管力度的加强,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登记备案趋严,地方政府对创业投资基金行业的准入更加谨慎,这也增加了投资机构的募资成本;三是从行业竞争角度看,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同质化倾向较为突出,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募资难;四是从投资者构成来看,作为基金投资主体的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个人,在出资持续性及稳定性上受市场影响较大,缺乏成熟、稳定的长期投资者;五是从基金角度来看,创业投资基金投资规模大、退出渠道狭窄的矛盾日益突出。
其次,从投资端来看,由于近几年来中国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融资和发展困境,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和发展问题,优质项目匮乏的“资产荒”依然是创业投资基金普遍面临的难题。另外,项目团队的专业能力和企业实际控制人的诚信意识、合作意识也是基金在投资和风控过程中难以准确衡量把握的隐忧。因此,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在投资时更趋于谨慎。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创投基金投资项目现场考察、尽调和商业谈判也带来不少困难,许多项目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正常复工生产和经营,尤其对酒店、餐饮、旅游、院线、会展、商场等行业影响较大,这无疑给基金的项目投资和退出雪上加霜。
再次,创业投资基金越来越重视投后管理和增值服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主要采取的投后管理内容通常包括日常管理监督、风险监控、资源对接、制定退出策略、提供增值服务等。可以说,基金的核心竞争力关键在于投后管理和增值服务能力。良好的投后服务可以帮助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获得优质企业认可。企业除了资金需求外,对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投后增值服务管理能力也愈加看中,希望其可以帮助提供资源对接、行业咨询、战略规划、人才引进、资本运作等多方面的服务。对于创业基金管理人而言,投后管理专业化可以通过创造企业内在价值而获得良好投资回报。进一步地讲,许多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在与标的企业接触时便开始提供增值服务,实行主动管理策略,对标的企业进行企业咨询、辅导、资源对接等服务,这样不但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增值,还可以测试标的企业的成长性和投资风险,有利于投资收益获得保障。
另外,从退出方面来看,一方面,受中国国内各项政策调整的影响,比如供给侧改革和环保政策提高、金融政策调整,一些创业投资基金的被投企业经营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部分被投企业经营形势恶化,甚至濒临破产,这类项目的退出是相当困难的;另一方面,受国际外部贸易环境乃至技术合作环境的变化,一些外向型被投企业发展面临较大冲击,加之今年的新冠疫情影响,基金项目退出难度加大。另外,从退出方式上来说,能够通过资本市场上市退出的项目毕竟是少数,还有大量项目需要通过协议转让、大股东回购等方式退出,然而在经济低迷时期,有资金、有实力的收购方显得尤为稀缺。
尽管中国创业投资基金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迎来一些新的发展机遇:
一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日趋完善,基金退出渠道日益拓宽。随着注册制的上海科创板、深圳注册制的创业板和新三板精选层的推出落实,中国创业投资行业蓄势待发,发展空间业已打开。
二是中国正在日益加大直接融资比例,金融行业的相关政策相继出台,从而对创业投资基金构成利好。比如,2018年银保监会发布了《保险资金投资股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已经实施八年的《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调整;今年7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设备融资租赁和与创业相关的保险业务,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限制,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今年7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监管事项的通知》,将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最高占上季末总资产的比例由原来的30%提高到45%,为保险资金投放到股权投资松绑。
三是在基金募资端,短期资金将向中长期资金过渡,低风险承受能力资金将被向高风险承受能力资金替代,政府引导基金和母基金快速增长,已成为基金最受青睐的投资者。
四是管理人自身将演化出独特可持续投资模式,综合管理优秀的创业投资基金将进一步享受到市场红利。
五是针对疫情冲击,为实现“六保”、“六稳”目标,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强力引导,目前中国疫情已得到控制,经济形势稳步回升,整体投资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创业投资基金将加速助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中国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新方式的重要引擎。医疗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新基建将成为创业投资基金未来最为关注的行业,“硬科技”将越来越受到基金的青睐。

并购基金

中国并购基金发展主要出现在2000年以后,相对于国外成熟的并购基金市场,中国的并购基金起步较晚,发展历史较短。经过近20年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国的并购交易市场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包括并购基金在内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整体蓬勃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并购基金行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支持并购重组、产业升级、海外收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效显著,管理人数量稳步提升,管理规模大幅度增长,越来越多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开始涉足并购基金行业。截至2018年末,并购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规模31570.35亿元,较2017年末同比增长26.9%;从创投基金、PE基金走向并购基金,这与国际发达地区私募基金发展的普遍趋势相一致。但相比其他类型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并购基金管理人数量总体占比偏低;拥有企业管理背景的人才略显不足,这也印证了中国并购基金行业发展尚处初期阶段。由于受经济金融环境、资管新规和市场预期等影响,2018年以来,新增备案的并购基金规模开始出现下滑,交易金额出现萎缩,平均投资金额下降;但是并购基金参与并购市场交易的热度依然呈上升态势。境内并购以传统行业为主,区域上集聚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跨境并购集中在高科技领域持续升温,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和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并购市场不断向东南亚和北亚等“一带一路”区域拓展。但从2018年开始,并购基金退出案例数和退出金额增速开始呈下滑态势。尤其令人堪忧的是,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仍在持续,据Refinitive统计,今年二季度以来,全球并购交易总额仅为2019年同期的一半,美国市场更是下跌了90%。
并购基金在中国并购市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众所周知,并购重组是推动产业整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手段,而并购基金在中国经济转型的产业整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得益于并购基金专业性强、决策迅速、方便体外培育等特点,越来越多的并购交易采取了并购基金的结构方式。从数据上看,2018年中国并购基金投资金额为2921.28亿元,占当年并购市场的23.09%,占比同比增长了5.42%。另外,近年来中国并购基金重点布局的是传统行业,但在新兴产业的投资上升趋势明显。并购基金在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供给、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作用显著。2018年,并购基金的主要投资项目数量在房地产、工业资本品等传统行业,并购基金为传统产业的结构优化和资源整合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计算机运用等新兴产业投资项目数量及占比有所上升,并购基金正在成为加速产业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减少无序竞争的重要手段。
诚然,中国并购基金行业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并购基金定位存在偏差,功能作用发挥受限。当前中国国内主流并购基金主要是充当融资和资产收购中介角色,与国际主要地区的buyout模式存在差距。Buyout通常的运行模式是以股权收购的方式取得目标企业的控制权,然后通过重组、资产置换等方式来提升企业的资产质量和运营水平,在持有一段时期后通过目标企业上市、被并购等方式实现基金退出、获取并购的投资收益。当前,中国的并购基金以参股型的并购基金为主,在并购交易中难以担任主角,只能作为一个交易的撮合者和并购资金的提供者,而难以成为真正资源整合、创造价值的主导者。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9年的调查问卷显示,在并购基金运作中,并购基金采用参股型并购的约占68.2%,控股型并购仅占31.8%。
二是并购基金配套融资渠道狭窄。国外成熟市场中,并购资金来源包括并购基金、并购贷款、高收益债券等,其中贷款和高收益债券是并购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国内并购基金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近年来在并购贷款、上市公司并购及企业债方面有所突破,但总体而言,目前中国的并购资金来源更多是依靠企业自有资金和并购基金募集资金进行并购投资。根据该协会2019年的调查问卷显示,在并购基金运作中,约有84.9%的并购投资并未采取其他配套的融资手段,仅有15.1%的并购投资采用了并购贷款等其他的金融手段。一方面,这与中国当前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缺乏长期资金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当前中国的金融政策制约,金融机构出资路径受限。显然,并购配套融资方式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并购基金行业的快速发展。
三是并购基金缺乏专业化企业管理人才。并购基金与其他私募股权基金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并购之后对所收购企业进行整合、重整,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这不仅要求并购基金管理机构具有较强的并购投资能力,而且须具备很强的整合管理能力。中国国内并购基金发展时间较短,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够成熟,并购基金管理人更多来自于金融行业,管理团队中具有企业管理经验的人员较少,并购基金管理能力不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并购基金在收购之后对企业的再造。此外,并购基金通过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还不够完善,这就增加了控股型并购基金的运作风险。
在后疫情时代,许多行业需要整合、重新洗牌,大量企业面临被并购重组乃至破产重整,这为并购基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展望未来并购基金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
第一,并购基金发展空间广阔,在经过2020年的疫情低迷期后,将会迎来快速发展期。中国并购基金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并购基金整体规模小、占比低、机构平均管理规模低。从国外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历程上来看,从创投基金为主到并购基金为主的转换是基金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2018年数据看,中国并购基金规模只占私募股权基金规模的17.3%,而目前全球并购基金规模与私募股权基金规模的占比为63%,显然,中国并购基金与欧美等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和空间。成熟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并购重组浪潮往往与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并行出现。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新的龙头企业的崛起,以提高行业集中度,培育新兴行业、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产业结构,这为并购基金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二,并购基金的规模不断增大和集中,专业化水平将逐步提升。并购基金的市场空间必定促进基金规模的增长,并购基金规模的增长速度依旧会高于整体私募股权基金的增长速度,这种趋势是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另外,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并购基金也将会不断集中,头部效应逐渐显现。随着并购策略日趋理性,并购手段愈发专业化,并购基金行业将持续洗牌、强者恒强,中国终将会诞生类似于美国黑石、KKR之类的并购基金巨头,并购基金的专业化程度将逐步得到提升。随着中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价值投资格局的逐渐形成,并购基金的估值定价将更趋理性。并购基金的中介培育和人才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将更进一步助力并购基金的专业化发展。
第三,上市公司+PE的并购基金模式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主流模式。中国大部分并购基金采取参股而不控股的方式,与国外成熟市场的并购基金尚有差距,但是我们也看到,以产业整合、产业升级为目的的战略性并购重组,正借助上市公司+PE这种模式逐渐走向市场主流。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可以利用PE机构的资源、资本和管理优势,更快、更好地择取标的和完成收购整合,提高收购效率,降低整合风险。对于PE机构而言,与上市公司合作,既保证了资金来源,又能提前锁定退出渠道与预期回报,降低投资风险。预计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会有相当数量的并购基金还将倾向于采取这一模式。

特殊资产投资基金

特殊资产基金通常主要包括夹层投资基金和不良资产基金。
夹层投资是介于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之间的一种投资类型,一般是采用股加债、明股实债、可转债或以上几种方式相组合的方式,其收益和风险也是介于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之间的一种融资形态,通常可以提供形式灵活的“过桥”融资。夹层基金主要的投资领域包括房地产夹层融资、基础设施夹层融资、并购夹层融资、上市前夹层融资及MBO夹层融资等。在中国国内,夹层基金的出现仅仅是最近10年左右的事情,且主要围绕以房地产融资为主。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收紧和资管新规的出台,夹层基金从投资和募资两端受压,遇到了发展的寒冬。不过,从国外发达国家夹层融资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夹层基金未来在并购融资领域依然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不良资产投资主要包括金融不良资产投资和非金不良资产投资。中国国内不良资产投资始于1999年中国相继成立的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设立目的是为了处理和消化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1.4万亿不良贷款,行业运作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政策服务导向,这一阶段被称为不良资产的政策性业务阶段;从2004年开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商业化、市场化转型,不良资产市场逐渐形成。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上游、五大AMC+银行系AIC+地方AMC为中游、N家境内外投资机构和不良资产基金为下游的不良资产产业链,加上围绕不良资产处置和交易服务的各类中介机构、服务商,形成了不良资产市场的生态圈。
近年来,随着中国宏观经济低位运行和结构调整的深化,中国进入经济换挡期,部分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或将被彻底淘汰,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尚待形成,信用违约风险逐渐显现,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余额持续上升。从银保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0254亿元,较2017年增长了18.74%。不良贷款率1.83%,较2017年末上升了0.09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增加到24135亿元;最近银保监会披露了截至2020年6月末,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3.6万亿元,银行业不良率为2.1%。当前,伴随着经济持续下行风险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逐步推进,叠加今年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预计未来银行业不良资产还将会有较大幅度增加,尤其是民营企业资产质量大幅下降,融资难度加大,违约率上升,发生在民营企业身上的不良资产将呈现爆炸式增长。
不良资产业务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点,一般来说,经济下行周期的底部是不良资产投资的黄金时期。在经济底部运行时低价收购不良资产,随着经济逐步复苏时实现价值恢复后再高价处置,从而可以获取超额收益。因此,无论是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换挡期,还是今年疫情突发导致大量企业处于困境,都为不良资产行业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投资良机。当然,受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冲击,从基金退出而言,今年也是不良资产处置变现最为困难的时期。
不良资产行业属于中长期总体投资收益回报稳定、部分项目具有较高超额收益的投资领域。但同时,不良资产投资市场对专业度的要求较高,成熟投资机构对风险的管理能力更强,能够获得稳定超额收益。比如全球最大的特殊资产投资机构橡树资本的长期历史业绩就非常出色,橡树资本的全资子公司——OAKTREE(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今年春节后在北京完成工商注册,这是新冠疫情期间在京落户的第一家美资私募机构,该机构也是今年1月份中美贸易协定明确约定外资机构也可以申请中国AMC牌照后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外资资产管理机构。就中国而言,目前不良资产基金及基金管理机构的发展还不充分,中国国内基金机构投资者刚刚开始配置相关类型的资产。这就为专业能力较高、资源整合能力较强的不良资产基金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遇。纵观国际不良资产市场的发展路径和特征,高度证券化、市场细分化、投资专业化是不良资产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在中国当前良莠不齐的不良资产市场中,不良资产基金对专业能力的依赖性越发明显,这需要综合依靠研究能力、价值发现能力、融资与募资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财务法律评估等专业能力,而综合具备不良资产从收购到处置多方面能力和经验的基金团队并不多见,可以说,中国的不良资产基金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不良资产基金与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完全不同,而与夹层基金、并购基金有着一定的渊源。不良资产基金的业务运作模式主要包括不良资产包的收购处置和单体不良项目(或单个不良企业)的重组整合。不良资产包的收购处置更多采用传统的处置方式,比如业内常说的“三打”即“打包、打折、打官司”;而单体不良项目的运作,则要更多地运用并购重组、产业整合、资本运作等手段,实现“起死回生”式的价值恢复和价值提升,这往往需要采用并购基金的模式,对问题类企业或问题类资产进行并购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实施债务重组、资产重组、人员重组、业务重组和管理再造等手段,通常也需要夹层资本进行过桥融资,最终实现企业的价值修复和增值,基金则实现投资增值后的退出。通过并购重组、并购整合恢复不良企业的新生和活力,将日益成为专业不良资产基金发展所努力的方向。

政策建议

综上分析,面临后疫情时代,中国私募基金行业发展正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扶持政策以支持私募基金的健康持续发展:一是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双创”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向“科技引擎”模式的转型升级,政府引导基金、母基金应进一步加大对早期私募基金的支持力度,尤其应通过基金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新基建及“硬科技”企业的投资和扶持;二是为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上的直接融资比重,有必要加大出台相关支持私募股权基金的政策力度,比如进一步落实减免私募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税负,为私募股权基金及其管理人的工商注册、协会备案提供便利;三是应从税收、配套融资等方面支持并购基金的发展,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整合过剩产能行业、盘活有发展前景的困境企业,做大做强一批优势头部企业;四是规范特殊资产基金管理,支持特殊资产基金健康发展,打开特殊资产基金及其管理人进行协会备案管理的大门;五是为服务民营企业纾困和化解金融风险,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建议组建一家专业化的民营资产管理公司,助力经济结构调整,支持中国民营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北京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私募投资基金行业发展报告(2019)》,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9年11月。
[2]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早期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20)》,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0年5月。

 


                       也说董贵昕
董贵昕是一位非常低调的投资家。他是北京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2016年至2019年期间曾担任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秘书长。
因为组织50评委专家团、独立评审团评选每年一届的“十大绿色创新企业”,我有幸结识了董贵昕先生。他谦和、彬彬有礼,拥有学问家的儒雅。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兼职硕士导师,先后在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任职。拥有丰富的不良资产收购处置、股权投资、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工作经验,负责华融数百亿不良资产国际打包出售和近千亿不良资产管理工作;负责国通资产公司北京地区300亿元人民币金融不良资产的收购和处置工作,负责管理尚融资本100多亿元人民币夹层基金和40多亿元人民币不良资产基金;负责完成多起矿产资源、新能源等领域的股权基金投资项目。他出版有经济类专著多部,公开发表论文数十篇,参与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
认识他多年,只知道他是不良资产收购处置、股权投资、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方面的专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诗人。他写了不少诗歌,其诗作多次在全国诗歌大赛中获奖,出版有《微芒》诗集。这颠覆了我对投资人通常的认知,看来精于数字逻辑的投资人也可以是一位畅游于形象思维海洋的优秀诗人。
在担任(2015~2020)“十大绿色创新企业”50评委专家团专家期间,每一次他都会非常认真地为绿色创新企业书写推荐词并提出有水平的提问,每次开会,他都会从始至终地参与,令我心生几分敬意。(李路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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