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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视野下中国灵活就业的定位与发展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11-16

The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lexible
Employ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Finance
普惠金融视野下中国灵活就业的定位与发展
■ 顾雷


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灵活就业人员。由于灵活就业人员不同于传统就业人员的用工形态和劳动关系,对于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必须加强保护,制定非标准劳动关系法律,实行差异化劳动保障体系,以实现新型劳动关系的安全高效,缓解当今社会就业压力,确保“六稳”、“六保”顺利实施
关键词:灵活就业;  发展定位;  普惠金融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various new types of flexible workers have emerged in China. Since employment forms and labor relations of flexible worker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raditional ones,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lexible workers must be protected. We should formulate non-standard labor relations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labor security systems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new labor relations, relieve the pressure on employment in today's society, and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six stabilities "and "six guarantees".


虽然中国遭受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但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看,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下降,就业率基本保持平稳状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2万人,连续七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高于11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1]2020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56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2.7%。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比5月份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25~59岁群体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2%,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0.5个百分点,比5月份下降0.2个百分点。全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8%,比5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2]
这其实与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灵活就业方式有着密切关联。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上半年,共享经济领域就业保持着较快增长,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八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5%。[3]金柚网研究院《2019中国灵活用工及灵活就业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至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市场的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将高于23%。预测到2025年,中国国内灵活就业市场规模将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无论是共享经济,还是灵活就业,说到底就是采取了非全日制就业、小时工、临时性就业、季节工、承包工、派遣工等多种就业形式,通过非正规就业群体共享式、阶段性地支撑某一阶段的国民经济。显然,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民生的重要支撑,且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所谓共享经济促进就业稳定,就是指采取非全日制就业、小时工、临时性就业、季节工、承包工、派遣工等灵活就业形式,为普通求职者提供了一个低成本、低门槛、阶段性和共享式的就业机会。这些非正规就业群体不仅成为当前中国用工制度中一个新生事物,也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灵活就业的主要作用与社会价值

第一,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缓解政府就业压力。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简称:人社部)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900万人以上,上半年累计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564万人,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3%。[4]但是,根据我们初步统计,目前中国跨省流动的7500万农民工中返岗率约60%,也就是说仍有40%(3000万)农民工因各种原因未能返岗就业。BOSS直聘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本次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应届毕业生新增岗位规模比2019年同期下降49%,中小企业对毕业生的需求也同比下降60%。这意味着2020年870万应届毕业生将迎来最困难就业季,半数将面临就业难问题。换一句话说,这些人员必须借助自愿组织型、组织安置型、劳务派遣型和临时就业型等多种形式才能妥善安置,必须依靠灵活就业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中国既是世界上劳动力最丰富的一个国家,也是世界上就业压力最大的一个国家。显然,灵活就业对缓解中国大中型城市就业压力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满足了社会各阶层多层次、个性化生活需要。
灵活就业为社会提供价格适宜、灵活多样、方便快捷的多种服务,比如食品加工、家庭住房装修、家政服务、护理保健、社区保洁、配送快递、便民零售、中介代理,满足社会各个阶层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极大方便了人们日常生活。百度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百度文库知识店铺”开店量超过四万家,新增内容1.5亿条,直接带动近100万兼职或全职的内容创作者就业。这些是国有大中企业和传统就业部门难以做到的,至少是无法完全实行的。
第三,促进社会弱势群体就业,提振普惠金融事业。
中国城市目前存在大龄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和“农转非”人员等弱势群体,他们往往因文化素质、技能水平较低或者身体有缺陷,没有竞争优势,很难在要求较高的正规部门就业,恰恰是“门槛”较低的灵活就业形式可以为他们提供谋生机会。根据我们初步估算,2019 年新增近400万灵活就业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正是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和“农转非”人员等弱势群体,灵活就业模式正好给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家政服务、医院临时陪护、外卖快递、餐饮服务员以及其他零星的就业机会,解决这些社会弱势和低收入群体生存问题,很大程度上提振了普惠金融事业。
第四,利用互联网优势,满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需求。
互联网时代,网络办公、远程就业等非全日制就业形式不断涌现,特别是今年面临新冠疫情,国家稳就业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国务院办公厅7月颁布《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要求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清理取消对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鼓励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全力以赴稳定就业大局。同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促发展工作的实施意见》,通过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等举措,解决阻碍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问题,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增加非全日制就业机会,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采用临时工、派遣工、承包工、季节工等多种灵活就业方式,促进供需有效对接,加快推动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教育、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行业发展,为劳动者居家就业、远程办公、兼职就业创造条件,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兼顾工作、学习、娱乐休闲和照顾家庭等多层次需要,促进了中国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第五,缩小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题,缓解社会再就业矛盾。
从传统国有行业下岗人员大多技能低、年龄大,难以进入新兴部门就业。在此情况下,解决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就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运行体制转轨和社会稳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事实表明,灵活就业是中国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重要渠道,中国目前阶段大约有70%的下岗失业人员进入灵活就业领域,极大地缓解了全社会的就业压力。10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发展灵活就业,做好稳就业工作,压实各方责任,多措并举增加岗位。由此,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保障中国就业市场的重要抓手。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灵活就业,现阶段中国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就难以改观,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稳定都不可能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

灵活就业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首先,从法律层面上看,灵活就业法规处于“空白状态”。虽然一些地方性政策性文件做了有益探索,但总体上灵活就业政策缺乏操作性,没有从全国劳动力市场视角考虑灵活就业群体的差异性管理,更多的只是“临时性”解决小微企业流动性短缺可能引发的员工下岗失业问题。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劳动关系、薪酬收入均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定规制,转而适用传统法规又显得张冠李戴,圆凿方枘。[5]以《劳动合同法》为例,其适用范围、劳动用工管理以及薪酬待遇等方面规定与灵活就业并不匹配,导致灵活用工处于“无法执行”状态。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40条、41条解除员工的法定条件,需要经过比较严格的程序,诸如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还规定了比较复杂的员工沟通和行政报备程序,显然灵活用工企业难以做到。又如,《劳动合同法》第50条规定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原单位应出具证明;第91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未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律要提交原单位的解除终止合同证明,以及用人单位雇用人员时“必须签订书面合同”的规定,不适应用人高度灵活的自雇型小型企业实际情况,影响劳动力正常市场流动。[6]显然,严苛的限制性条款扼杀了灵活用工的空间,造成灵活就业群体得不到保障、收入不稳定、劳务薪酬缺失,直接导致中国灵活就业的渗透率在世界范围内显得较为低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灵活就业模式已经十分成熟。2019年,日本灵活就业渗透率已高达42%;美国紧随其后,达到32%;而中国的灵活就业占比为9%,除去劳务派遣,灵活用工仅占人力资源行业的1%,与日本和美国相比差距较大。究其原因,除了美国日本现代服务业GDP超过工业GDP的时间远早于中国外,灵活用工市场带来先发优势更加明显。当然,从市场增长率来看,中国灵活用工涨势迅猛,就业渗透率还处于发展初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7]
虽然2008年中国实施《促进就业法》,提倡实行公平就业,反对就业歧视,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列为就业重要原则。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促进就业法》并没有涉及今天的灵活就业概念,只针对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将其界定为就业困难群体和“零就业家庭”,原则上规定了就业援助制度,即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就业与再就业援助制度,投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符合岗位要求的就业因难人员,并按照国家规定给予岗位补贴。
显然,今天的灵活就业模式既不是就业援助制度,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对应国际上“就业的灵活性”概念,更多的只是社会学意义上一个称谓。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大多数灵活就业处于主流就业群体法规覆盖的边缘状态,摆脱灵活就业民事雇佣者劳动关系“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需要在法律上对“灵活就业”加以明确,针对这个群体做研究需要对人群的类别加以细分,按照不同的类别去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金融服务需求,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明确灵活就业者的民事雇佣权利义务关系。例如,明确豁免个体工商户(10名雇员以下)、小微企业(30名雇员以下)的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订立形式、无固定期限、解除条件、经济补偿金等方面的适用,允许双方自行约定,不必拘泥于现行法律的限制性规定。同时,对于因疫情返乡的农民工,不仅保证薪酬即时结清或者每周至少结算一次,还要增加强制性的商业保险替代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养老保险,切实保障返乡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
其次,灵活就业缺乏长期性政策支撑。一般而言,灵活就业背后用工复杂性远超常规用工模式。虽然工作临时按需化、用工方式多元化、工作地点无边界、结算支付无定式,但现行灵活就业政策对劳动力的劳动关系、工作场所、工作时间、远程管控、收入报酬、社保福利以及应聘与辞退方式仍然有太多不确定性。这反映出中国制定灵活就业政策没有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视角考虑,没有从互联网时代就业方式、择业手段以及个体差异方面考虑。
其次,灵活就业的社保待遇不完善问题。灵活就业人员由于“五险”统一征缴的机制、户籍地和就业地分离等因素影响,难以享受工伤、大病医疗及失业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不仅难以加入当地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补充医疗等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甚至灵活就业者本人也没有缴纳途径。不少灵活就业人员还涉及为多个用人单位服务,诸如“饿了么”骑手,同时在为“达达”、“美团”等多平台服务,送货的电动车上可能有多家公司的外卖,难以确定工伤保险的缴交责任主体。又如,“盒马生鲜”、“7FRESH”、“沃尔玛”等电商平台与“西贝”、“云海肴”等餐饮店开展“员工共享”,共同从事装配、拣货等工作。虽然这些“员工共享”模式暂时解决失业问题,但大多数灵活就业者无法参加工伤保险,社保问题依然是横亘在每一位灵活就业者面前的一道权利屏障。
最后,灵活就业信息化管理和培训双不足问题。很多地方仍采取传统的管理方式,无法对灵活就业的职业类型、工作时长、薪酬待遇以及劳资纠纷提供解决方案。同时,灵活就业者也找不到官方或者有组织的培训路径,加之自主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不强,职业培训难以跟上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转移的节奏。

发展灵活就业必须解决的三大理念问题

提高对灵活就业认识,转变择业观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号召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为中国灵活就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知道,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每年新增求职人员数量众多。现阶段每年只能提供新增职位数在800万~1000万之间,每年新增劳动力和需要就业的人数却远远高于新增职位数。人社部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900万人以上,上半年累计城镇新增就业人数564万人,仅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3%,尚有37%(约330万)的人员需要就业。[8]因此,全国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那种只有进入正规单位工作才算就业的旧观念,转而将各种灵活就业形式作为重要的工作方式加以重视,引导全社会尊重灵活就业,尊重个人选择。在“滴滴”平台上,有51.5%是农民工、12%是退役军人、6.7%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他们不仅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就业群体,更是灵活就业的实践者。我们有责任通过简化手续,提高效率,让这些特殊人群享受到各项政策优惠和创业服务。[9]

对灵活就业的监管提出更高要求
近年来,数字技术驱动灵活就业蓬勃发展,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对传统的监管模式带来极大挑战。总体上看,目前灵活就业仍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远未成熟,各地监管标准不统一,旧监管政策无法很好地应对新就业发展,很多监管政策、处罚措施都需要进一步调整,坚持必要性原则,就是在商业可持续原则下的必要监督,而不是运动式的管理。根据一个监管标准,判断哪些灵活就业行为需要监管,哪些灵活就业活动不需要监管,包含两个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监管原则:
第一是有限监管原则。所谓有限监管原则,就是在“有限集中和确实必要”基础上,充分体现灵活就业的自治优先、市场优先、法律优先的监管规则。也就是说,但凡灵活就业能够市场机制调节的、依法合理运行的,监管部门一般不需要介入监管。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大包大揽”行政管理,对私有经济行政干预过多、过严和过宽,压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空间和主观能动。显然,我们不能再回到以往国家行政力量全面介入经济生活的管理方式,必须合理配置公共管理资源,贯彻有限监管原则,发挥市场调节功能,推动灵活就业经济健康发展。
第二是适度监管原则。所谓适度监管原则,重点不在要不要监管,而是监管的广度和深度。世界银行最新一项研究认为,过度监管将损害数字经济创新和社会就业扩容。[10]
今天,占据全国企业数量90%以上的中小微弱企业的生死存亡,关乎中国地方经济发展和人口就业问题,灵活就业扮演着重要角色,攸关整体社会稳定的大局。监管高层要想达成稳定就业与风险防控之间的平衡,只能适度干预,实施防御性监管,防止监管过度而压缩社会就业发展空间。亦如Mathias Dewatripont和Jean Tirole在《银行监管》中曾经指出:“适度监管就是力争在鼓励银行提高服务质量、激发竞争活力与维持该行业的清偿力与稳定性之间寻求一种最优的权衡”。[11]
也就是说,监管机构不应直接干预灵活就业正常发展,监管范围必须严格限定在金融市场失灵领域,形成以政府监管为主导、行业管理为纽带、企业自律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四位一体”监管格局,无需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全盘接管,充分体现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1997)》提倡的“全程、适度、持续”原则,[11]让灵活就业拥有更好的发展环境。正如李克强总理在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的那样:“要取消对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劳动者合理有序自主经营。”[12]

树立顶层设计意识,改变“病急乱投医”错误习惯
灵活就业虽然是一剂保就业的良药,但我们必须考虑社会稳定、企业效益与法律监管三者之间关系。笔者不赞成全国采取“一刀切”的老办法,在没有制定出灵活就业规范性法律法规就急急忙忙在全国推广,极有可能造成就业市场混乱、用工政策配错、员工权益受损等后果。为此,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先有一个顶层设计,从上至下进行分类指导,先有法律定位,再有市场推广。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取消对灵活就业不合理限制,让灵活就业者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让后疫情时代就业市场与法制社会充分融合,发挥出最大经济效率和法律公平。

促进灵活就业的对策思路与监管建议

第一,灵活就业的法律定位问题。
如前所述,灵活就业在法律缺位导致现实中存在歧视民事雇佣现象,即便新颁布的《民法典》也没有涉及,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劳动关系”,导致灵活就业在中国处于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但是,2020年中央政府在“两会”上针对疫情稳定后如何刺激经济活力提出了一系列办法,其中令人关注的就是松绑“地摊经济”,尤其是西南某城一夜间解决了3.6万个免费摊位,刺激了当地下岗人员的创业积极性,特点就是商品轻量化、摊位流动化、形式多样化,发挥出了地摊经济的优势力量。但是,这种一夜爆棚的地摊经济是否能够长久存活下来?是否能够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
如前所述,正因为“灵活就业”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对应的只是国际上的“就业的灵活性”概念,偏向于社会学的一种称谓,“灵活就业”就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法律定位,对灵活就业人群的类别加以细分,按照不同类别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金融需求,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明确灵活就业者的民事雇佣权利义务关系。否则,一夜爆棚的“地摊经济”也逃不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第二,制定保障灵活就业劳动力权益的社保政策。
首先,按照灵活就业者享有与正规就业者同等权益的思路,专门制定适合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办法,确立没有劳动关系也可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工伤以及生育保险规则。北京市人民政府8月印发的《全力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措施》提出,北京地区六类灵活就业人员可享受社保补贴,包括高校毕业生、大龄登记失业群体及残疾劳动力、零就业家庭、初次入京的随军家属、登记失业一年以上人员,意味着北京完善了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助推灵活就业,多措并举确保就业形势稳定。[13]
笔者建议,对灵活就业人员实行定额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办法,使灵活就业人员首先得到养老、医疗和工伤待遇。鉴于灵活就业人员缴费能力较弱的实际情况,允许灵活就业人员按最低的标准缴费,并考虑基础养老金发放与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的互相衔接,适当提高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的缴费年限,适当调低基础养老金的低限水平,规避道德风险,制定医疗、工伤和生育等保险,逐步让灵活就业者享有与正规就业者同等保障权益,彰显出社会的进步和文明。
其次,简化参保程序,设立专业的社会保险业务“社会保险服务窗”,方便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参保、转移、继承、计发以及异地缴费和预缴等参保业务,根据灵活就业人员经济承受能力、收入状况、工作性质、个人健康状况等实际情况,在参保办法、待遇享受等方面进行相应调整,让灵活就业者接续社会保险关系、代缴社会保险费更加省时、快捷,吸引更多的人员参保。例如,鉴于大多数灵活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设立的缴费基数不能完全以正规职业缴费基数为标准,可以尝试实行缴费比例“双低型”制度,设立不同等级的缴费基数,由灵活就业者根据自己情况选择,还可以适当延长缴费的年度,减少每年的缴费金额,最大限度减轻灵活就业人员压力,提高参保率。[14]
再次,加快研制和设置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尽快建立以地、市一级的灵活就业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逐步实现灵活就业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在地市间、省市间联网与信息共享,为灵活就业者建立、接续社会保险关系提供快捷、准确服务,最终实现全国社会保险关系信息互联互换。
第三,加强数字化科技手段,发挥数字化用工赋能优势。
在数字经济时代,利用互联网技术对灵活就业需求和职位进行有效匹配,诸如利用网约车、共享住宿、外卖小哥、网络销售以及直播网红等灵活就业,不仅工作时间自由灵活,劳务收入也呈现较高水平。今年2月份《中国企业家》调查显示:1000家企业中大约三成以上企业和个人表示要加快向线上转型,准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可见,兼顾自由和收入的灵活就业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就业新形式。
第四、逐步完善灵活就业的社区服务体系
首先,完善中国灵活就业社区服务机构,形成省、市、县等多级政府支持的社区服务系统,为社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各类服务。目前,国外发达国家的社区就业份额约为30%,而中国只有5%左右,差距依然很大。因此,要使社区服务就业潜能转化为现实,关键是增加街道和居委会在内的基层就业服务场所,构筑多层次社区灵活就业服务网络,最终与全国社会就业信息网络联网互通。
其次,定期向社会发布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各类职业介绍机构3.8万个(含民办约2.2万个),每年为近2000万人次提供就业服务,成功介绍了约1000万人/次就业机会。[15]但这与全国每年4000万~6000万新增就业者相比,信息辐射范围和数量依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灵活就业的信息披露,以目前中国近100座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网为基础,为灵活就业求职者提供充足、有效的就业岗位信息服务,让更多的灵活就业者享受到正规的岗位信息培训和指导。
再次,利用数字技术创新职业培训。深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5月24日印发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利用金融服务站点,利用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线上培训与线下指导方案,不仅传授专业技术知识,还要注重工作态度、合作精神,开设创业培训、技能培训、纠纷解决指导等专业指导,改变有资金“不敢用、不够用、不愿用”的老问题,[16]最终实现与国有企业人员接受同等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
最后,加强灵活就业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的技术优势、信息优势与管理优势相结合,对灵活就业人员实行求职登记、职业介绍、社会保险关系接续“一站式”服务,提供就业咨询、项目咨询、政策咨询指导。
第五,利用普惠金融支持灵活就业群体发展。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稳小微企业、保灵活就业应该成为当前金融机构的一项使命。对灵活就业经济组织、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实行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将财政、担保等相关优惠政策整合运用,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下调贷款利率、提高征信容忍度、减免罚息等差异化金融服务措施,加大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前行”。
第六,开展灵活就业创新与“监管沙箱”试点。
我们可以先在全国搞一个试点,类似“监管沙箱”试验田,对于互联网特定行业的失业人员、辞职人员、自谋职业人员、退休人员、未就业人员、个体劳动人员、个体经济组织从业人员,暂不与现行《劳动合同法》对接,采用全新的劳动用工试用制度,允许双方自行约定,不必拘泥于现行法律的限制性规定,提升风险承担能力,共同把平台上的灵活就业者服务好。例如,允许工伤、医疗的单独缴纳,允许社保按照实际工作天数缴纳,允许多账户缴纳,设置可选择保险费率与待遇挂钩,制定和开辟适应失业人员、辞职人员、自谋职业人员、退休人员、未就业人员、个体劳动人员的工伤医疗待遇的绿色支付通道,同时启动“小微豁免”制度,明确豁免灵活就业中个体工商户(五名雇员以下)、小微企业(10名雇员以下)的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订立形式、无固定期限、解除条件、经济补偿金等方面的适用。在不违背公平公正原则下,让闲置的产能与劳动力对接起来,确保“六稳”、“六保”顺利实施。

注释:
[1]《2019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0%~5.3%之间》,《凤凰财经》2020年1月17日。
[2]《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9月。
[3]徐飞:《灵活就业所面临的三大问题和三点建议》,《搜狐财经》 2020年6月8日。
[4]周琳:《让灵活就业成稳定就业的重要抓手》,《经济日报》2020年8月17日。
[5]《当前中国灵活就业需解决的法律问题》,《经济参考报》2020年6月23日。
[6]陈姝文:《新型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保险研究》2020年第2期。
[7]金柚网研究院:《2019中国灵活用工及灵活就业研究报告》。
[8]周琳:《让灵活就业成稳定就业的重要抓手》,《经济日报》2020年8月17日。
[9]《将灵活就业打造成为长期稳就业的重要抓手》,《搜狐财经》2020年8月20日。
[10]许可:《过度监管或有损东亚数字经济创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社会》2020年2月14日。
[11]Mathias Dewatripont、Jean Tirole(美):石磊、王永钦译,《银行监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1997)》规定:第一,监管体系的完整性。一个良好的监管体系应当具备一个操作独立、工作程序透明、治理结构良好的监管机构,一套适当的监管法律框架。第二,监管机构内部对授权和职责的明确规定、不同业务的职能分离以及相互制约、完善独立的内部审计。第三,全程、适度、持续监管。第四,以风险性监管为核心。
[13]李克强:《取消对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中国政府网》,2020年7月23日。
[14]《灵活就业是稳就业的重要抓手》,《新华网》2020年8月5日。
[15]《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华律网》2020年3月11日。
[16]《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中国青年报》2020年1月7日。
[17]刘燕斌:《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工具,确保实现稳就业目标》,《中国劳动保障报》2020年3月05日。

作者系法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点击顾雷
顾雷,法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现任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国际破产协会中国破产重整联盟副会长,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近年来主要研究领域是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监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证券市场违规犯罪问题。
截至2020年6月30日,顾雷先生已出版个人专著五部,包括:《输赢之间》《中国创业板股票上市操作路径与法律实证》(上下卷)《证券违规犯罪新趋势与认定处罚》及《证券市场新型犯罪识别与赔偿途径》《上市公司证券违法犯罪解析》;主编的图书包括:《中国大学维权调查》《爆雷的逻辑——金融市场风险防范与案例剖析》;还出版了两部个人论文集《站在法律与金融的交汇处》和《金融市场法律实务新解》。
顾雷先生撰写的研究报告达50多篇,其中包括《中小企业融资选择与投行业务介入模式》《当前我国微弱经济监管现状、缺陷与政策建议》等;他还在《中国法学》《法学论坛》《财经研究》《上海金融》《上海法学研究》《证券市场导报》《金融博览》《国际融资》等法学类、金融类核心期刊或杂志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并在《新华财经》《第一财经杂志》《金融时报》《财新》《新京报》《零壹财经》《上海证券报》发表金融类评论文章40多篇,总计发表近190万字。
他还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课题、司法部等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工作,完成了多项研究报告。学术成果甚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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