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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实体经济亟待攻克多个失衡难点

来源: 发表时间: 2017-04-11

Revitalizing real economy needs to overcome multiple difficult imbalances

■ 国际融资记者 艾亚 综述报道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实体经济发展失衡问题,实体经济要创新发展却遭遇融资贵、融资难;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而税费负担居高不下,加上实体经济自身内生动力的不足,都严重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天津副主委、天津庆达投资集团董事长孙太利:
实体经济发展失衡的五大问题亟需解决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实体经济的扶持政策与实体企业的政策获得感失衡,实体企业发展与企业家知识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
第一,近年来,政府出台的许多扶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不落地,许多好的政策往往只以会议对会议、文件对文件落实,形成政策空转、丢转,弱化了实体经济企业的政策获得感。
第二,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研发投入少,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在技术研发投入上,国际先进企业为了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往往将销售收入的5%以上作为研发投入,而中国实体企业普遍不如国外企业,大部分实体经济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在企业管理、商业模式、经营业态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不足。
第三,中国实体经济企业产能过剩,企业转型升级迟缓、滞后。据相关统计表明,中国24个行业中有多达22个行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水泥、钢铁等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非常严重。
第四,产业失衡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有的地区脱离第一、第二产业的需要,盲目发展第三产业。金融业由于对利润的过度追逐,忽视了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与实体经济争夺资源。造成社会资金更多地流向了虚拟经济和房地产业,形成产业结构不平衡,导致实体经济增长乏力。
第五,有的实体企业上市不实、规模不实、效益不实,资产重组是虚假融资,侵占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金。
实体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应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加快振兴实体经济。为此,我的建议:
首先,政府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应对实体经济企业实施“放水养鱼”的战略。一是政府财税政策应向实体经济倾斜,进一步加大实体企业减税减费力度,形成组合拳。二是要扶持实体经济企业,加快设备的更新换代,银行可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政府可给予适当补贴。三是政府应加大为实体企业服务的平台建设。
其次,政府应对已发布的扶持实体经济政策进行梳理,那些虚的不适用的应予废除。而可行有用的,应加大执行力度,把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对政策不作为的,加强问责制。真正让实体经济企业有政策获得感。
其三,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推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互动共同发展。政府通过建立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体系,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政府应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推动金融机构出台更多适应中小实体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
其四,政府应鼓励实体经济企业练好内功,坚持诚实守信,重振企业家精神。加快淘汰不适应市场需要的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由产业链中低端向高端迈进。建议政府对企业家进行在职培训和高级研修,使企业家不断融入新知识、新理念,尽快成为创新型企业家。
其五,政府应加大对企业重组的监管力度,抑制一些企业的虚假资产重组,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良性资产重组空间。企业资产重组应该立足于企业发展,而不是用来炒的。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
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的六点建议

2016年我到地方调研,基层反映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成为民间投资发展的“拦路虎”。通过成本调查分析,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民营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信用担保,得不到银行平等的融资机会。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银行业整体风险不断攀升,提高了贷款对优质抵押资产需求的门槛,这也正是民营企业融资的短板。如:某城商行在某地新设才两个多月的县支行,贷款余额4.5亿元,0.5亿元放给小微企业,4亿元放给政府平台,并且放在表外。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审批手续繁琐且利率居高不下,某外贸制造业企业反映,贷款150万元有127个签名和62个章,还要扣除高额风险自保金,实际可用120万元。目前县域小微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依然是原始资金积累,调研了解大约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小微企业能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工商部门开展的股权质押及动产抵押登记,由于大多数小微企业难以获得股权,且没有足值的资产可供抵押,银行并不热衷对小微企业的抵押登记,多数小微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
二是民营企业经营主体存在先天缺陷,直接融资受到限制。许多民营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控制度不健全,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现行的融资制度下,多数民营企业无法达到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或者实现股权流通融资的条件,直接融资受到限制。
三是民间借贷利率居高不下。2014年四季度以来,央行先后六次降息降准,引导银行一般贷款利率由10.1%大幅降至5.7%,但同期民间借贷利率(以温州民间融资指数为例)一直维持在18%左右的高位。通过抽样对39家民营2.75亿元新增不良贷款的企业分析,其中有11户企业或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关联人等涉及民间高息借贷或非法集资,资金链断裂或涉及诉讼,无力偿还银行借款,合计金额0.78亿元。而民间借贷这条资金链一旦突然断裂,便成了绑住企业滚向失败的致命锁链。
对此,我的建议是:
第一,建立完善中小企业信用征信系统和中小企业贷款信用评级制度,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将企业特定行业经营许可证、工商注册、年审、纳税、涉诉、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专利和科技认定、获奖、物业通信交费等多方面信息纳入征信体系,解决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企业贷款、融资提供诚信支持。通过大数据等手段,汇总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的多方数据。建立国家级和省级的“诚信名单制度”,让有信誉、有技术、有市场、管理好的民营企业进入名单,用这样名单对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可据此进行授信。
第二,发展基础性资本市场,改善民间直接融资环境。民营企业很难到高端资本市场去融资。当前应当把发展重点放在基础性市场,尽快造就“金字塔式”资本市场。首先,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构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的多层次创业创新投资体系,要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主板IPO或再融资、债券发行等方面给予民间投资方面的支持政策,提高民间投资的直接融资比例。其次,加快落实区域性股权市场政策,明确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定位和发展规划,研究相关措施激活市场活力,鼓励更多合格投资者和优质企业进入区域性股权市场,不断提高区域性股权市场的覆盖范围和服务能力。
第三,加快建立民间金融发展的服务平台。比如“温州中国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已从区域走向全世界,全国合作城市达45个,并与汤森路透、中证指数达成合作,实现月度、季度、年度的常规化分析。打造区域民间金融交易价格的“风向标”,解决民间融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四,推动发展民营银行。提升民间资本对金融业的参与度,放宽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门槛。逐步消除所有制差异带来的融资政策差异。
第五,做实地方发展“产业引导基金”。推动民间资本与产业投资实现有效结合,加快转型升级,投向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
第六,完善小微企业应急周转金运行机制。这类企业虽然没有抵押物,但普遍都有存货,或者有稳定现金流,要积极发展商圈、供应链融资等流动性贷款。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
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亟需为企业减税费

多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了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持续跻身于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行列,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包括效率较低,增长动力不足等。这些问题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过多依赖于各级政府投资有关。如果这种增长方式不改变,我们的经济可能会进入恶性循环,甚至陷入长期的低效率、发展动力不足的状态。
这个可能的恶性循环由四个依次加强的环节组成。第一环节是经济增长速度面临下行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为了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各级政府推动刺激性投资,这就是第二环节。政府推动的投资使用大量的资源,包括资金、劳动力和土地,导致普通企业获得资源更加困难,成本增加,因而投资积极性不高,这是第三环节。当政府推动的投资所占的比例增加,普通企业的投资所占的比例下降时,效率降低,这是第四环节。经济增长的自有动力主要由效率决定,效率低了,经济增长的自有动力减弱,就会造成经济增长速度面临进一步的下行压力,这样又回到了第一环节。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2016年,我国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其中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却增长了17.4%,而制造业投资只增长了4.2%,民间投资只增长了3.2%。在效率方面,过去几年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处于较低水平,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回报率更低并且在不断下降。
要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需要考虑如何打破这个链条中各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一个关键点是从第一环节到第二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了促进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一定体现为刺激性投资,利用政府财力为企业降低负担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体现。当企业的负担轻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强,企业就有更强的积极性,也有更强的能力进行投资,从而生产更多的能更好满足市场需求特别是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这样,政府推动的投资减少,企业自发的投资增多,总体效率可以得到改善。效率的改善会提升经济增长的自有动力,从而抵消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
我们的企业面临很高的税费负担,迫切需要加以减轻。根据世界银行的年度营商环境(Doing Business)报告,从税负角度看,我国的营商环境在报告所涵盖的190个经济体中排名只占第131位。据测算,企业严格按法规缴税和缴纳社保费用(五险一金),税费占企业税费前利润的比例为68%,这还不包括增值税。这一比例远远高于美国的44%,德国的49%,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中各国的平均比例41%,东亚和大洋洲的平均比例34%,也高于印度的61%。
如果我们更加细致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国企业税费负担很重的原因是社保缴费,而不是税收。如果严格按规定缴费,我国企业社保缴费占税费前利润的比例为49%,而美国只有10%,德国只有21%,印度只有20%,即使是福利特别好的瑞典,这一比例也只有35%。剔除了社保缴费之后,我们企业除了增值税之外的税负占税费前利润的比例是20%,美国、德国和印度相应的比例是34%,28%和37%,都高于我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设计者在2010年发表的基于2009年的研究成果中,我国增值税以外的总税费负担在这项研究涵盖的85个经济体中排在第五位,其中社保缴费负担排在第二位,除了社保缴费和增值税之外的其他税收的负担排在第62位,增值税排在第34位。我们实际的缴费率可能低于法定缴费率,但这不意味着问题不严重。我们有不少企业按照法定缴费率规规矩矩地缴费,这些企业是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他们面临如此之高的税费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巨大的。
要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我建议应该重点放在降低社保缴费的负担上。2016年4月,国务院决定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这是很有必要的,对于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我们应该考虑加强这项措施的力度。为此,除了需要对社保进行改革,改善人们参与、缴费以及延长劳动和缴费年限的激励之外,可以考虑适度调整政府财力的使用方向,适度减少用于刺激性投资的财力,加大政府财力支持社保的力度,为更大幅度和更加持久地降低社保缴费率提供条件。
在政府财力使用方面,特别应该考虑对地方政府资产进行更好的管理和使用。地方政府资产被大量用于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抵押品来进行融资,融来的资金主要用于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回报较低。应该减少地方政府资产在支持投资方面的使用,将其更多地用于支持社保,以更大力度地降低社保缴费率。这些措施一方面减少低效投资,另一方面减轻企业负担,有利于企业进行更多的有效投资,在企业盈利改善后会更多地与劳动者分享,从而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一举多得,会为我们的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摄影 陈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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