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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如何安全平稳开放

来源: 发表时间: 2017-09-18

   Safe and steady openness of China’s fi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unter globalization”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如何安全平稳开放
■ 丁嘉伦

2016年下半年,伴随英国脱欧、比利时民众游行抗议TTIP、特朗普当选以及美国退出TTP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逆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关键词。2017年7月初,欧盟和日本敲定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议,似乎又向世界发出了全球化的积极信号。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能忽视“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发展面临的压力与难题,更要理性分析面对,寻求变革时期中国金融开放的安全平稳发展路径

本轮“逆全球化”解读

20世纪80年代,伴随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全球经济进入了以美国/美元中心化、世界经济全面一体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这是一轮由美国主导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全球化进程,贸易、资本、人口和技术在全世界实现了较高程度的整合发展,全球化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具体表现在:1980~2008年间,商品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从36%升至51%以上,全球平均关税率下降50%以上;国际直接投资(FDI)存量占全球GDP比重从不足6%大幅提高至31%;国际移民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由2.3%升至3.2%,规模超过2亿人;高新技术产业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由32.3%提升至42.5%。

“逆全球化”的产生
随着全球化全面深化和高速推进,全球经济逐渐出现了不平等、不公平及增长动能缺失等问题。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的相对减少,资本和劳动间收益差距不断扩大,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带来巨大风险,“逆全球化”的社会思潮也逐渐孕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逆全球化思潮逐渐升温,贸易增速显著下滑,关税税率开始提升;新兴市场净资本流入大幅减少。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在贸易、投资和移民等议题中做出偏保守的政策调整,2016年6月,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9月,比利时民众游行抗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11月,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此类“黑天鹅”事件频发,凸显了全球化进程的困境,“逆全球化”成为当下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干扰因素。

“逆全球化”的表现与特点
“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在多个方面都有所表现。从政治层面上看,部分国家国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日益抬头,国际政策倾向孤立主义、保护主义;从经济层面上看,资源出现了“逆向”流动,工业能力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资本从新兴市场向发达国家流动;经贸发展动力不足,贸易增长失速,投资复苏乏力;从政策层面上看,多边贸易协定(TPP、TTIP)的推进面临较大障碍,全球贸易自由化进入放缓时期。
其实,“逆全球化”始终根植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由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共同博弈驱动,此次的“逆全球化”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时期,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干扰因素,美国和西方国家表现尤为明显;第二,社会分化、收入分配以及就业机会的流失等国内问题是西方国家“逆全球化”主张的症结所在,并将此外化为贸易保护主义来寻求自我保护;第三,相较而言,贸易方面的“逆全球化”表现最为明显,资本次之,技术和人口流动情况表现相对较弱。
总体来看,当下所谓“逆全球化”主要是发生在欧美国家,带有地域性、阶段性的现象,随着欧美国家内部问题的逐步化解,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但不可忽视的是,如果源发于欧美的“逆全球化”主张形成示范效应,从贸易领域不断向资本等其他领域蔓延,这种“逆全球化”短期内将对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严重干扰。

“逆全球化”下中国金融开放的安全挑战

作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金融开放伴随国内实体经济的开放和制度的变革逐步深化。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原则,金融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各方面都遭受到了“逆全球化”的影响,金融开放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资本外流加大实体经济的融资难度
资本流动是金融开放直接表现之一。2001年以来,中国跨境资金(银行代客涉外收支数据)呈现净流入态势,且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总额由2001年的437亿美元升至2007年的4986亿美元;2013年之后,跨境资金不断流出且有逐渐加速的态势,2015年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达5142亿美元,过去半年流出速度减缓但仍呈逆差态势。
随着金融开放推进,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81年的3.8%提高到1996年的11.8%,随后基本保持在7%左右,成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仅次于企业自筹资金和国内贷款的第三大资金来源,有效拓宽了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2008年以后,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出现快速下滑,目前仅达0.49%。“逆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外流压力增大了中国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度,给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

资本外流令中国外贸雪上加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双重压力——外需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和传统比较优势减弱,出口增速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逆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16年中国遭受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达历史高点,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开放的贸易驱动效应显现明显。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大促进了中国外贸发展,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已成为拉动中国外贸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中国出口总额的贡献度基本维持在60%左右。但2008年以来,中国的FDI流量增速呈较大幅度的下滑,从2010年的20.77%锐减至2014年的3.7%。FDI的减少在短期内愈发加重了中国的外贸弱势局面,对中国的外贸出口可谓雪上加霜。另外,贸易顺差收缩压力的出现也可能强化人民币贬值预期,加速资本外流,降低对外资的吸引力,形成恶性循环。

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放缓
一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由贸易和资本双轮驱动。“逆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提升,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明显影响,贸易收缩降低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使用率,根据中国央行(PBOC)数据, 2016年前九个月跨境人民币支付同比下降16%,反映人民币在贸易和跨境投资方面使用有所下降,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驱动力受到影响。2016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有所放缓,其中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为9.85万亿元,同比下降18.6%,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占有率由2015年的历史最高点2.79%降为1.68%。

短期内可能会引起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在“逆全球化”回潮的背景下,英国脱欧等事件容易在短期激烈演化冲击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导致金融市场的短期剧烈波动。如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之后,风险资产出现大规模抛售,当日英镑兑美元下跌8.87%,盘中跌幅最多高达12%,避险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美元指数上升2.54%,黄金价格上涨近5%。
多年的金融开放已经将中国的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难以避免地会通过各种途径传递至中国国内。另一方面,自2014年6月份以来,中国外汇储备不断缩水,这影响了中国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中国金融系统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丰富的金融工具和多样化的资产形式,在提升金融系统效率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导致了部分风险因素的累积,因此,如果由风险事件引发的金融风险波及中国,有可能出现对中国资产的抛售和大规模资本外流,扰乱中国金融市场,甚至有可能引发短期金融动荡。
 
“逆全球化”下中国金融开放的机遇

在变革的时代,机遇总是与风险并存。美国退出TPP,原来的参与国对中国的诉求会不断加大,增加了区域贸易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除了提升中国的贸易话语权,也增加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责任与负担,有利于中国争夺亚太地区贸易规则的主导权。随着TPP、TTIP、RECP、“一带一路”等区域经贸合作平台的不断建设,全球化的格局逐渐出现变化,开始由单极货币和需求驱动转向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并主导、依附区域合作平台建设的新型全球化,这给中国的金融开放提供了新空间。
一方面,贸易上的紧密联系能为金融开放和金融国际间合作提供更多机会。通过建立灵活、有效的金融合作机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消除制度壁垒对市场的约束;通过产能合作、金融试验区建设等方式,积极引导中国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区域金融高度开放与合作,为中国金融的全面深入开放探索积极有效的经验借鉴。
另一方面,借助区域经贸合作平台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也可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通过进一步加强与东亚各国之间的货币合作,提升货币融合层级,实现东亚区域货币的高度一致;借助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区域性金融平台,有效扩大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使用范围,提高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使用率,以人民币的区域化来推动国际化。

“逆全球化”下的中国金融平稳安全开放

调整金融开放战略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和资源、环境的约束,应通过在全球更大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源。当下,“逆全球化”思潮回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我国要在坚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立场下,适当调整金融开放的战略部署,在提高自身实力,解决好中国国内发展和建设问题的基础上,稳步有序的积极推进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
短期来看,要重视短期内“逆全球化”的示范效应和蔓延风险,当前“逆全球化”给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带来的挑战大于机遇,要合理控制金融开放的步伐与节奏,优先解决内部经济发展及警惕金融开放的风险性问题;长期来看,由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逆全球化”具有阶段性和不可持续性的特点,中国应把握机遇,主动推进国际金融合作,积极适应并引导新一轮全球化发展。

夯实金融开放的中国国内经济基础
短期内适度采取资本管控措施,可以控制资本外流和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事件对中国金融市场和经济的不利冲击,但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实体经济活力与生命力,消除市场主体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才真正有利于从根源上减轻资本流出压力,增加资本流入的吸引力,为金融开放夯实基础。
第一,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升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信心。
第二,努力改善外资投资环境,进一步快加政府管理方式改革,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大力完善基础设施、法制环境、产权制度、人才培养等软硬件环境,研究制定符合当前实际的吸引外资政策,留住和吸引外资企业。
第三,加快普惠金融体系建设,通过丰富资本市场机构主体和竞争格局,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建立有区别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机制,全面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努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提升金融系统建设和金融监管水平
第一,完善金融系统建设。从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运作效率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加速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力,为日后的金融开放修炼良好内功;应尽快形成有效和全面的中国金融风险监测、监控和管理体系,提高金融机构内部以及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监管能力;要尽快形成一个权威的、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降低国家干预成本,让金融市场充分发挥调节和配置作用,提高金融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以应对国际金融市场上产生的各种纠纷,为中国金融的开放和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第二,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建设。首先,根据中国金融系统的行业特点,要专门针对国有以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建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有效地解决“大而不倒”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其次,针对中国“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在借鉴主要经济体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系统发展的特点,建立统筹、协调、高效的监管框架,解决分业监管模式暴露出监管竞争、信息分割、协调困难等问题。

主动推进国际金融合作,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抓住欧美国家从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回撤时提供的有利机会,积极推动国际金融合作,提高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使用效率,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第一,配合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区域金融改革,逐步实施区域金融开放战略,形成多维度的金融开放体系,充分发挥不同地区在金融开放中的资源优势,提高人民币的金融实力和影响力。
第二,在东盟10+3、RECP等区域经济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完善境内外投融资机制,打通双向投融资、直接投资、股权私募、债券发行等通道,推进亚洲货币、金融的合作,稳定并重构亚洲金融秩序。
第三,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通过积极推动金融机构“走出去”和“引进来”、拓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充分利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融资机制等方式,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在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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