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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之问和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11-16

The Queen's Question and the Crisis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女王之问和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 向松祚


如果一门学科的根本理论基础确实有重大缺陷或不足,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重建它的理论基础,至少应该去努力寻求如何补充或夯实它的理论基础。因为,如果一门学科或科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解释能力受到普遍质疑,那么这门学科的麻烦就绝不是简单或个别的假设或理论有问题,而是整体或根本的理论基础存在重大缺陷
关键词:女王之问;主流经济学;重大缺陷


致力于将经济学打造成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科学或硬科学,似乎是经济学者的最高理想,经济学者也因此将预测或推测的准确性看作是检验经济学理论正确与否或经济学者是否称职的试金石。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完全搞错了经济学的本质,经济学是一门“人学”,与研究没有意识和思想的物质运动规律的物理学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大物理学家费曼曾经感叹,假若基本粒子有思想有感情有意识,那物理学将怎么搞啊?因此,致力于追求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经济学,不仅是搞错了经济学的本质,而且完全误导和扭曲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以预测的准确性来判断经济学理论的高下或正确与否,则更是经济学者自找麻烦。
坦率说,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学问是应该被抛弃的。经济学应该回归“人学”的本质。

经济学就像是纯数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以经济学基础理论而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把这个多姿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了用几页纸就能写尽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所有的教科书都充满了数学等式。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好像都在把自己的学术生涯奉献给对一个个定理的证明,而不顾这些定理和现实世界是否有任何关系。


——沃尔德罗普《复杂》

从趣闻逸事说起

1999年,笔者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恰逢蒙代尔教授荣获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国内《经济学周报》主编高小勇先生委托笔者专访蒙代尔。
采访中笔者问蒙代尔教授:“您觉得现代经济学能够解释多少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蒙代尔答道:“不到30%,或许连10%都不到,不过我的理论能解释70% !”(大笑)
我又问:“经济学解释能力差强人意的原因是什么?”蒙代尔答道:“经济学许多假设脱离现实,理论过度数学化。”
老教授的回答让我深感困惑:“高度数学化”不正是现代经济学的最大优势吗?逻辑严谨,数学高深,模型优美,预测精准,不正是经济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吗? 
蒙代尔出自麻省理工学院大宗师萨缪尔森门下, 是萨大师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萨缪尔森是经济学高度数学化的主要推动者,年纪轻轻就出版《经济分析基础》一书,风靡学界数十年。该书也成为推动经济学高度数学化或模型化的“圣经级”经典著作。萨缪尔森有多位弟子荣获诺贝尔奖:克莱因、斯蒂格利茨、莫顿等,皆因构造高深数学模型闻名于世。为什么蒙代尔却批评经济学的麻烦是过度数学化呢?
以后多年里,只要有机会,笔者就喜欢向蒙代尔教授请教一些经济学家的历史掌故和思想贡献。有一次笔者问他:“您怎么评价您的恩师萨缪尔森?”蒙代尔答道:“他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数学模型大师,却缺乏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思想(他用的词是sweeping ideas)!”这个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也让我有了一个疑问:蒙代尔是说恩师的经济学有漂亮的形式却无深刻的内容,还是说恩师的经济学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或者理论基础不够宽广和厚重?
转眼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掀起惊涛骇浪,数十万亿美元财富灰飞烟灭,随之灰飞烟灭的是经济学者及其理论模型的崇高声誉。那貌似高深莫测和优美严谨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因为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而饱受诟病。
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资产也遭受重大损失。当她视察大名鼎鼎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面对众多知名人士,女王忍不住发问:“为什么没有人察觉到危机呢?”后来英国科学院于2009年6月17日召开了一场论坛,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向女王陛下递交了一份答案。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资深首席经济评论员)评论说,“这绝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1]
2010 年,刚刚荣获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跑到英国发表演讲,竟然公开宣称:过去几十年的宏观经济学,说得好听一点儿百无一用,说得难听一点儿贻害无穷!笔者问蒙代尔如何评价克鲁格曼的评论,蒙代尔答道:“言辞虽然尖刻,却不无道理。不过我的宏观经济理论不在此列!”(一笑)
多年来,笔者经常有机会向张五常教授请教经济学,也曾多次向这位老教授请教如何评价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张教授对大多数经济学者及其理论的解释和推测能力评价都比较低,他喜欢用的词儿是“很蠢的理论”“蠢到死”“毫无解释力”,但是对自己独创的“经济解释”的解释力或推测准确性却信心百倍。据说有追随者替张教授统计过,他的经济解释方法曾经准确推测过至少26件中国经济大事发生,依推测准确度来看,张教授的经济解释高居世界第一!然而,记得有一次主持一个讨论会,我当面询问几位号称追随张教授经济解释传统的学者:你们解释和推测了多少重要经济现象或事件?竟无一人回答,场面颇为难堪。难道号称追随张五常教授经济解释方法的学者只是说说而已?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经济学声望一落千丈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深入反思这门学科。像格林斯潘、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马丁·沃尔夫等著名人物都纷纷站出来,大声疾呼经济学者需要改造自己的理论,尤其要改造宏观经济学。一些经济学者开始致力于将金融部门引入宏观经济模型。根据他们的说法,宏观经济学之所以缺乏解释能力,是因为模型里没有明确引入金融部门,这当然是令人吃惊和非常奇怪的反思。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那些完美而严格的假设受到越来越深刻的质疑,行为经济学或行为金融学开始大行其道;所谓非理性、非均衡、动物精神、欺骗讹诈、明斯基时刻等新古典模型无法解释的现象或行为日益受到重视。
然而,经济学这门学科的问题仅仅就是高度数学化或解释能力不足吗?仅仅是宏观模型里没有明确引入金融部门吗?经济学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看来是时候从基本哲理上、从整体上来重新思考一下这门社会科学的“显学”了,是时候系统深入反思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理论基础了。如果这门学科的根本理论基础确实有重大缺陷或不足,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重建它的理论基础,至少应该去努力寻求如何补充或夯实它的理论基础。因为,如果一门学科或科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解释能力受到普遍质疑,那么这门学科的麻烦就绝不是简单或个别的假设或理论有问题,而是整体或根本的理论基础存在重大缺陷。
 
经济学的根本理论基础究竟有什么内在缺陷?

以上趣闻逸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首先,它表明当今人们对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显学”的极度不满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失望甚至恼怒。经济学者包括那些荣获诺贝尔奖的大师级经济学者似乎对这门学科的现状更加不满,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难道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现象吗?它还说明,凡是真正严肃对待这门学科的人都应该深刻反思和检讨,为这门学科开辟新的方向或开拓新的方法。
其次,它告诉我们,包括经济学者本身的很多人对经济学失望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太差。依照现代实证经济学的基本信念和方法论,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推测能力是一回事儿,能够解释就是能够推测,解释不了就推测不了,解释能力差就是推测能力差。经济学者无法推测出金融危机的爆发,就说明经济学者根本就没有解释经济危机的能力。
如果坚持这样的看法,那么就会引发几个更深入的问题。
其一,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或学问,衡量经济学思想、理论或模型的试金石难道真的只能是或必须是所谓的解释能力或推测能力吗?人们对其他社会科学(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似乎没有如此严格和明确的要求,为什么单单对经济学提出如此严格的要求?经济学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
其二,解释和推测真的是一回事儿吗?解释和推测真的应该完全等量齐观吗?
其三,最麻烦的是: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推测又是什么意思?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当然有一个答案:从现象里提炼或归纳出一个假说或一个理论,该假说或理论又能推导或演绎出可被证伪的结论或可被验证的推测,那么此现象就算是被解释或者被推测了。
然而,所谓解释和推测难道就必须是这个意思吗?人们对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的要求似乎不是这样,这些学科不也是致力于解释和推测人类的历史现象、政治现象、心理现象、社会现象吗?为什么单单给经济学的“解释”以如此这般的要求?
对经济学过度数学化的批评尤其显得奇怪。高度数学化不是任何学科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吗?如果说经济学这门学科真的有很大问题,那么,过度数学化应该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换句话说,过度数学化是经济学更深层次问题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数学化甚至过度数学化本身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门学科的根本理论基础有内在缺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本理论基础上来重新审视这门学科。
 
投资大师对经济学的辛辣讽刺和尖锐批判

笔者曾读过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一个长篇演讲稿,题为《论学院派经济学:考虑跨学科需求之后的优点和缺点》。坦率地说,这个演讲稿给笔者很大震动,同时更加坚定了笔者为经济学寻求一个新的理论基础的决心和意志。
查理·芒格是举世知名的投资大师,也是沃伦·巴菲特的黄金搭档。他不是毕业于经济学专业(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更不是职业经济学家,然而,通过数十年非凡的成功投资经历,芒格接触了许许多多顶级的经济学者,自然对经济学的那些理论耳熟能详。他还通读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那本风靡全球的教科书。通读的理由是,芒格听说曼昆写这本教科书拿了一大笔预付稿费,他想知道曼昆凭什么拿这么一大笔预付稿酬![2]
芒格对主流经济学的那些理论有过辛辣的讽刺,对那些商学院奉为圭臬的经典金融理论的抨击更是毫不留情,诸如有效市场假说和资产定价理论。
他举的例子就是他和巴菲特管理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几十年投资获得惊人成功的传奇故事。该公司数十年投资很少失败,市值从最初的1000万美元上涨数万倍,达到数千亿美元。经济学者如何解释它的成功故事呢?
芒格说:“曾经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此解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成功:起初,他说伯克希尔能够在流通股投资上打败市场,是由于一个运气西格玛,因为在他看来,除了靠运气,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这种僵化的有效市场理论在当时各个经济学院非常流行。人们学到的理论是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接下来,这位教授随后又引入了第二个西格玛、第三个西格玛、第四个西格玛,到最后,他总共用到了六个运气西格玛,引起了人们的嘲笑,于是他终于不再这么做了。然后呢,他的解释扭转了180 度。他说:‘仍然是六个西格玛,但那是六个技艺西格玛。’”[3]
芒格接着说:“伯克希尔取得了非凡的业绩,但我们从来毫不留意僵化的有效市场理论,我们也从来不曾留意从这种思想派生出来的各种理论。人们将这些学院派经济学理论用于公司理财,进而演变出诸如资产定价模型等等荒谬的理论,我们从来不去注意。鬼才相信只要投资高波动性的股票,每年就能获得比市场平均回报率高七个百分点的收益。”
投资大师对新古典经济学登峰造极的理论—有效市场理论—的辛辣讽刺和批评可算是无以复加了。
芒格详细指出学院派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九个基本缺陷。
第一个缺陷:致命的自闭,也就是经济学的“铁锤人综合征”。这种综合征导致经济学者过度强调某些可以量化的变量或因素,却往往忽视那些原本更加重要却无法量化的因素。
第二个缺陷:没有采用硬科学(物理学)基本的全归因治学方法。易言之,经济学借鉴了许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譬如物理学),却没有说明这些知识和方法的来源,也没有明确说明这些知识和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经济行为。经济学方法论始终还是一笔糊涂账。经济学应该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或方法,却更应该明白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第三个缺陷:物理学妒忌。也就是经济学者盲目追求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或准确,结果就只能采取挂一漏万的极端简化的模型方法。实际上,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经济学者渴望做到像物理学那样精确不会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让经济学者陷入无限麻烦而不可自拔。
第四个缺陷:经济学者过度强调和重视宏观经济学,对真正重要的微观经济现象却研究不够。实际上,经济学者至今也没有真正理解宏观经济现象,因为那是一种最复杂的现象。
第五个缺陷:经济学过度强调某些因素或部分均衡,没有综合经济学之外的知识,也没有综合经济学内部的知识。易言之,经济学者将经济体系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因果关系处理或想象得太简单了。通常,经济学者总是从一个线性模型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是实际经济现象却完全不是线性关系。
第六个缺陷:经济学者对心理学的极度无知,造成很多负面后果。
第七个缺陷:经济学者对经济体系各种变量所产生的二级或更高级别的效应关注太少,这依然是经济学习惯使用简单线性模型思维方式的结果。然而经济体系的正反馈或负反馈现象不是简单的线性效应,而是二级或更高级别的效应或反馈。
第八个缺陷:经济学者对灰色经济或地下经济现象(芒格称之为“捞灰金”现象)关注太少。
第九个缺陷:经济学者对美德效应和恶行效应不够重视。易言之,经济学者从来不重视人的道德素质(善行还是恶行)对经济行为具有决定性。[4]

阿罗的反戈一击

20多年前,笔者曾经读过一本有趣而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该书是美国《科学》杂志编辑米歇尔·沃尔德罗普记录和描写美国桑塔菲研究所的创办历史和趣闻逸事的著作。[5]
桑塔菲研究所创办于1984年,致力于探索21世纪的新科学,致力于改变或颠覆统治人类数百年的科学思维方式,致力于创造以复杂性、演化、混沌、非线性为关键词的新科学。
桑塔菲研究所的创办人和研究人员来自多个领域,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默里·盖尔曼和菲利普·安德森,经济学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致力于研究经济体系里规模收益递增和锁定效应的经济学者布莱恩·阿瑟,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霍兰德,演化生物学家和混沌理论家斯图亚特·考夫曼,等等。
肯尼斯·阿罗如此积极参与桑塔菲研究所的创办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众所周知,与萨缪尔森一样,肯尼斯·阿罗是现代数理经济学的首要开创者之一。高度数学化的阿罗—德布鲁数理经济学模型是一切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基准模型,据说阿罗荣获诺奖的弟子比萨缪尔森荣获诺奖的弟子还要多。顺便说一句,阿罗和萨缪尔森是郎舅关系(阿罗娶了萨缪尔森的妹妹),他们二人主导了20世纪经济学数理化的进程,真算是一件奇事。像阿罗这样一位殿堂级的现代经济学家竟然积极参与创办致力于创造新科学的桑塔菲研究所,难道是阿罗早就洞察到经济学具有不可救药的内在缺陷,决心反戈一击来彻底改造它吗?
《复杂》一书对经济学的批评非常精彩,这里引述两段文字:“经济学就像是纯数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而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把这个多姿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了用几页纸就能写尽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所有的教科书都充满了数学等式。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好像都在把自己的学术生涯献给对一个个定理的证明,而不顾这些定理和现实世界是否有任何关系。
“经济学理论过于简化了……经济学的不可理喻的非现实性。计量经济学家们如此成功地把他们的学科转变成了假扮的物理学,在他们的理论中,人类所有的弱点和激情都被滤去了。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经济人’,就像神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测的自我利益。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可以预测一个粒子对任何一组特定的力会作(做)出何种反应那样,经济学家也可以预测经济人会对怎样的特定的经济形势作(做)出何种反应:他(或它)会正好把自己的‘实用功能’发挥到极致。
“同样,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状况描绘成永远处于完美的均衡之中,供总是正好等于求,股票市场永远不会被疯癫和狂泻所覆没,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强大到能够垄断市场,十全十美的自由市场的魔术总是能够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值。没有比这种观点更能使阿瑟想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了。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把宇宙看成是艾萨卡·牛顿完美运行定律下的一种巨大的、精确有如时钟的装置。唯一的区别是,经济学家们似乎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在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下的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6]
上述批评直指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观念或假设:
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
二是均衡假设;
三是机械假设,即将人类经济体系看作一个类似于牛顿力学所能够描述的机械体系或物理体系;
四是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
三个基础假设和精致的数学模型共同构造起巍峨庄严的现代经济学大厦,即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理论所完全主导的学术体系。
三个基础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哲学理念,代表着经济学者对人类行为本质和人类经济体系本质的基本观念。数学化模型则是三个假设必然会推演出的结果。
本卷所倡导的“新经济学”正是试图从基本哲理上颠覆主流经济学的三个基础假设:以面向未来无限可能的创造性或面向未来的价值创造取代理性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假设;以动态、演化、自组织等演化理念取代均衡假设;以作为演化生命体系的经济体系取代主流经济学将经济体系看作机械体系的假设。至于数学模型方法则无须取代,只不过经济学不需要也不可能完全数学化。


 
注释:
[1]马丁·沃尔夫:《转型与冲击:马丁·沃尔夫谈未来全球经济》,冯明,程浩、刘悦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190~191页. 其他报道里相关细节略有不同。
[2] 20世纪90年代曼昆开始撰写教科书时,拿到出版社高达140万美元的预付稿酬,这在当时算是天文数字的预付稿酬了。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此还有过报道。
[3] 彼得·考夫曼:《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智慧箴言录》,李继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392~393页。
[4]彼得·考夫曼:《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智慧箴言录》,李继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398~428页。
[5]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6]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 陈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2~13页。

作者系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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