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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与现实脱节的学问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11-16

Mainstream Economics :A Science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主流经济学:与现实脱节的学问
■ 向松祚


近300年的经济理论(或思想,或分析方法,或学说)发展史,确实呈现出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分析方法和基本模型似乎总是与时代脱节。
这种与现实脱节的奇特现象,似乎已经说明了主流经济学这门学科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如果考虑到经济学这门学科对于今日世界和社会越来越重要,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就必须尽快得到纠正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内在缺陷;脱节


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一句相当刻薄的话,说美国的企业家瞧不起管理学家,管理学家反过来又瞧不起经济学家。
笔者理解德鲁克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不够聪明,而是说他们搞的那套学问脱离实际,与企业家每天面对的波诡云谲、波澜壮阔的真实世界无关。如果说管理学家脱离实际,那么,经济学家今天传播的那套新古典经济学则根本与真实世界无关。
最无稽的是经济学者用数学模型推导出的所谓完美竞争均衡状态,而且声称那是人类经济体系应该拥有的完美世界。
经济学家的这套理论完全漠视真实世界,却至今是教科书的标准理论,实在是咄咄怪事。这套学问难道不应该被抛弃吗?
在那些被人们顶礼膜拜的经济学大师里,似乎只有熊彼特是唯一真正抛弃乌托邦世界,唯一睁眼看世界的人。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近300年的经济理论(或思想,或分析方法,或学说)发展史,确实呈现出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分析方法和基本模型似乎总是与时代脱节。
这种与现实脱节的奇特现象,似乎已经说明了主流经济学这门学科存在严重的内在缺陷。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如果考虑到经济学这门学科对于今日世界和社会越来越重要,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就必须尽快得到纠正。
在开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经典著作《通论》里,凯恩斯对19世纪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深表不满,甚至相当愤慨。《通论》的问题基本都是针对李嘉图和马歇尔而发。凯恩斯唯一称赞的19世纪的经济学家是马尔萨斯,因为马尔萨斯是第一个明确讨论经济波动尤其是经济衰退和停滞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认为,19世纪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几乎完全与经济现实脱节,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关注普遍存在的经济波动和就业不足问题,却沉迷于所谓长期静态均衡或稳态均衡模型。《通论》明确指出,只有当经济体系实现充分就业之后,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分析才能派上用场。所以凯恩斯喟叹曰:假若19世纪经济学不是被李嘉图的经济学思维范式支配,经济学将会变得多么丰富啊,人类的经济状况也可能变得更加富有![1]
20世纪上半叶,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在许多方面与凯恩斯的观点迥异,然而对19世纪古典经济学的不满和批评却完全一致,尽管批评的理由不同。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里,非常严厉地批评了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脱离现实,因为19世纪正是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创新、创造性毁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经济演变的主旋律和主角。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却依然沉醉于所谓的静态、均衡、稳态和原子式的竞争,仿佛外部世界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与经济学毫无关系。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构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基本没有关系的理想“乌托邦”。
熊彼特以犀利的语言批评19世纪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的发端时代,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无限广阔的机会和可能性正在迅速变成现实。然而,他们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蜷缩于那极其狭小的蜗牛一角,为他们那五斗米奔波劳累,却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
马克思同样对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非常不满。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巅峰时期正是全球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酝酿期(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正在快速地改变或颠覆许多国家的经济面貌(尤其是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由此产生出巨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收入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失业、贫困、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悲惨的童工雇佣等问题,皆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取代传统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的重大社会问题(至少初期如此)。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在创造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将许多国家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激化到革命爆发的“临界点”。
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弊端,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内在动态特征。《资本论》是一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演化的伟大“活剧”,现实、历史和理论逻辑交相辉映。无论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多重理论结论和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多重预测,几乎所有经济学者都同意,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动态演化过程的深刻分析。这个贡献是永恒的,对后世经济学者具有长期和深远的影响。
熊彼特对马克思推崇备至,尽管他不同意马克思的许多结论和预测。熊彼特的畅销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开篇即以很大篇幅从多个角度论述马克思;他去世后问世的另一部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论述马克思的篇幅占据全书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马克思对熊彼特的影响之深之巨。
正因为马克思致力于探索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态演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所以他对同时代的古典经济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除了继承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之外,马克思几乎对他同时代和之前的经济学持完全批评的态度,并斥之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客观地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更符合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动态演化发展的现实。以李嘉图和穆勒为代表的19世纪古典经济学却与现实基本脱节。
譬如,马歇尔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初版是1890年,到马歇尔去世时(1924年),已经再版多达八次,成为英语世界乃至全球经济学术界无可争议的权威教科书,马歇尔也被尊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那么,1890年到1924年是一个什么时代呢?那正是人类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电力、内燃机、铁路网、汽车、石油、化工等划时代的技术发明和产业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国家的经济面貌和全球经济权力格局。美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工业强国,德意志帝国快速崛起并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经济体,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迅猛崛起成为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1900年,世界上首次出现资本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巨型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则垄断了美国石油工业的80%以上,占全球石油工业的市场份额也超过60%。此外,美国铁路、烟草、食品等几乎所有行业都呈现寡头垄断局面。与此同时,德国出现钢铁工业巨头克虏伯和蒂森,电力工业巨头西门子,化学工业巨头拜耳、赫斯特和巴斯夫,它们都是各个行业的垄断者。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其他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
然而,如果翻开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你几乎就找不到对这种惊人的划时代现象的任何系统分析,甚至连这些公司的名字也找不到,通篇看到的依然是抽象的静态均衡分析,偶尔会发现一些对垄断者的分析和批评。这样评说马歇尔的伟大经典看起来似乎有失公允,但丝毫没有贬低《经济学原理》的意图。我对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拜读再三,它当之无愧是英国经济学术传统的巅峰之作。清晰的架构、细致的观察、入微的分析、平实的语言,正是斯密到马歇尔再至科斯所代表的英国经济学的学术传统的精华。
马歇尔给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洁和清晰的理论架构,那就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原理的理论架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里说得非常清楚,供求均衡是贯穿全书所有问题的基本思想。马歇尔并非没有认识到静态均衡分析的不足,他甚至认为所谓动态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者追求的终极目标,经济生物学才是经济学者应该追寻的最终圣地。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序言里明确指出:“经济学者的朝圣之地不是动态经济学而是经济生物学。然而,生物学的概念比机械学的概念要复杂得多,因此,一部论述经济学基础原理的著作必须将大部分篇幅给予整个经济体系里堪与机械体系类比的那一部分,正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经常使用均衡的理念或术语,均衡当然总是蕴含着一种静态的意义或类比。此外,本卷所关注的重心乃是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的正常条件或状态。二者结合以来,决定了本卷的中心思想是静态理念,而不是动态理念。然而,尽管如此,对动态变化力量的考察和分析却贯穿全书的始终,全书的关键词是动态,而不是静态。” [2]
细读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或许我们能够感受到马歇尔内心深处的某种遗憾甚至愧疚。马歇尔生活的时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作为全世界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马歇尔怎么可能对外部世界天翻地覆的变革充耳不闻?他本人曾经专门去美国考察风起云涌的新工业革命,对美国颠覆式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印象深刻。
1920年,当时已78岁的马歇尔为《经济学原理》第八版也是最后一版撰写序言时,他明确向读者报告,自从《经济学原理》第一版问世以来,他的研究计划总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每一次巨变而不断修改和扩充。他坦诚自己由于精力日渐不济和其他原因,研究计划曾经不止一次地修改。事实上,马歇尔没能全部完成他那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即系统地研究现实世界的具体经济问题,诸如产业、贸易、货币、金融、商业周期等。
尽管第八版序言继续为《经济学原理》所极力阐述的静态均衡和部分均衡分析方法辩护,但马歇尔道出了自己心中真正理想的经济学:“经济学真正的主题是人类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无论是为善还是为恶,人类总是被迫变化和进步。因此,零碎的或部分的静态假设只能是动态经济学理念—严格说应该是生物经济学理念的暂时性辅助或近似理念。然而,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必须是真实世界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量和变化趋势,即使是我们仅仅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时,也必须将生命力量和变化趋势置于中心地位。”[3]
仔细体会马歇尔晚年的这些内心独白,我们是否能够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假若上天再给马歇尔一次生命,他是否会全面发展他心目中的动态经济学或生物经济学,从而取代《经济学原理》所倡导的部分静态均衡理念?
无论如何,我们似乎可以公正地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确没有为我们透彻理解“经济动态体系”或“经济生物学体系”提供足够的思维启迪和思想线索。
《经济学原理》系统阐述的分析结构是静态均衡价格分析,它成为后世经济学学术生命体系演化发展的核心基因。这个核心基因当然抓住了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却毫无疑问地忽视了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生活另外一些或许更具根本性的特征,诸如创造、创新、创造性毁灭;动态和不确定性;规模收益递增和技术的指数性增长趋势;垄断、寡占和锁定效应的不可避免;等等。供求均衡价格分析当然更不可能预测20世纪的信息科技革命和21世纪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架构从根本上将人类经济体系最具颠覆性的力量从我们的视野里完全抹去。
马歇尔的静态供求均衡分析具有一种典雅的数学之美,对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后世经济学者很自然地会将马歇尔的静态均衡分析当作经济学的标准。
马歇尔剑桥学派的衣钵传人庇古似乎比马歇尔还要“古典”或“新古典”。庇古两卷本巨著《福利经济学》所分析的重心是财富分配问题,与他所处时代那些最激动人心的经济现象离得更远。马歇尔和庇古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人类科技、产业和经济迅猛创新、突变和创造性毁灭的狂飙时代,经济学者却好像一群躲进深山老林的世外仙人,享受着那所谓静态均衡的宁静和安详!马歇尔有一句名言倒是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他们的心态:“上帝端坐天堂,人间平安无事。”

那么,20世纪之后的情况怎样呢?马歇尔去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20多年里,主流经济学有两大标志性成就。
第一项成就是凯恩斯的《通论》,它算是最紧扣时代脉搏的经济学经典。《通论》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分析架构究竟是凯恩斯年轻时代已经形成,[4]还是受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启发所致,这个问题经济思想史家会继续争论下去。但毫无疑问,《通论》开启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确实与那个时代最大的经济问题紧密相关,这是凯恩斯的伟大和独到之处。然而,从最基本的理念角度来考察,凯恩斯是否真正发起了经济学的革命,今天依然值得深入思考。
第二项成就是微观经济学领域对新古典马歇尔完全竞争均衡理论模型的修正,主要代表作是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这两部经典著作虽然给现代经济学的微观价格理论引入了一些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工具,但其精神实质与马歇尔和庇古并无二致,依然是一种静态均衡分析,与现实企业活生生的行为之间的距离依然遥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经济学术中心转移到美国,经济学研究进入全盛时期:经济学的影响力迅猛提升;经济学家出将入相,风光无限;经济学流派风起云涌,层出不穷,精彩纷呈。
概而言之,宏观经济学领域,先后有以萨缪尔森、索洛和托宾为主要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有以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有以索洛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随之而生的以阿罗、卢卡斯和罗默为主要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有以卢卡斯、巴罗等为主要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有以普雷斯科特为主要代表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有以曼昆、斯蒂格利茨、阿克洛夫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等。
微观经济学领域,则有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张五常为主要代表的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有以施蒂格勒为主要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有以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斯宾塞等为主要代表的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有以卡尼曼、席勒等为主要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
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革命性突破可谓纷繁复杂、一言难尽。大体言之,则是数学方法全面引入经济学,包括数学的不动点定律、线性规划和动态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以及各种高明且高深的统计方法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分析方法最重要的发展则是博弈论被全面引入经济学,并大放异彩。
博弈论分析方法发端于对人类个体行为相互影响(博弈)的研究,奠基著作是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博弈论分析方法迅猛波及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尤其是产业组织领域(以梯若尔为代表)和贸易理论。当然,博弈论本身的运用范围远远超出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等皆大量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博弈论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经济学,有人认为是过去数十年经济学领域的最大成就之一,有人(尤其是科斯和张五常)则认为是经济学的灾难性发展。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取得的成就如此辉煌和缤纷多彩,是否摆脱了经济学脱离现实的魔咒?此问题当然无法一言以蔽之,而是见仁见智。
从所谓微观经济学领域来看,科斯毕生可以说一直不遗余力地批评主流微观经济学。有人说科斯不算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人物,然而,科斯却是经济学这门学科有史以来最奇特的一位人物。他一生发表的重要文章只有三篇,篇幅不到10万字,却开启了法律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合约经济学三个重要的经济学发展方向。科斯不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且是钱德勒研究美国企业历史发展的名著《看得见的手》里唯一被引用的经济学家。
芝加哥大学“大宗师”施蒂格勒的自传《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对科斯定律的发现过程有极其生动和幽默的描写。施蒂格勒称,发现科斯定律的灵感突发堪比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的灵感突现。如此一位奇特的经济学家却毕生批评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主要理由就是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将企业看作一个黑箱、一个生产函数”,经济学实际上还是“黑板经济学或黑箱经济学”。[5]
科斯寄希望于张五常“将好的经济学搞起来”。所谓好的经济学,就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经有一句相当刻薄的评论,说美国是“企业家瞧不起管理学家,管理学家瞧不起经济学家”。这种说法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经济学者研究和感兴趣的话题与管理学者相去很远,与企业家则相距更远。
一个最显著的案例是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第一版问世,至今已经第19版,其中对所谓完全市场竞争均衡和效率的描述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们看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第19版对所谓完全市场竞争和效率是如何论述的:“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结论之一,就是资源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这个重要的结论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所有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任何如污染或不完全信息等外部因素。
“衡量竞争性均衡的效率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比较均衡点E的微小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如以下三步分析所示,如果MU=P=MC,配置就是有效率的。”[6]
像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这样荣获诺贝尔奖的顶级大师竟然没有认真想过:他们设想的那些完全市场竞争的假设,其实并非是所谓完全竞争,而是完全消除了竞争!完全竞争就是没有竞争,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一个真正的悖论。
其他著名教科书的说法与此类似。下面请看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
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如是说:“竞争市场经济的均衡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不使得其他某个人的境况恶化,没有人能够使得自己的境况得到改善。在竞争经济中,交换效率、生产效率和产品组合效率的条件都得到满足。”[7]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亦如是说:“总之,这三个关于市场结果的观点告诉我们,市场结果使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达到了最大化。换句话说,均衡的结果是资源的有效配置。”[8]
所谓完全市场竞争其实就是完全没有竞争。然而,经济学者却依然生活在他们自己构建的乌托邦世界里,根本没有去思考真实经济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中国的经济学者亦步亦趋,也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这种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究竟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宏观经济学的情况如何呢?人们对宏观经济学有各种批评。目前公认的观点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缺陷是所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忽视了金融部门。这听起来就极为奇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既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又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业纵横世界的时代,还是金融业(或广义的金融资产)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增速的时代。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为己任的宏观经济学竟然完全忽视了金融部门,这岂不是天大的玩笑。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说“经济学与现实脱节”就完全符合事实。
公正地说,经济学的高度或完全数学化是经济学与现实脱节的主要原因。
20世纪40年代之后,以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莫里斯·阿莱、麦肯齐等为主要代表的数理经济学大师开始了经济学高度数学化的征程,也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成为几代经济学者的“圣经”,阿罗—德布鲁的数理模型成为所有经济模型的规范。数学模型统治了英美顶级经济学杂志,没有数学模型的文章几乎没有发表的可能(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和张五常可能是少数几个例外)。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自然有其崇高的目标,那就是为经济学寻找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方法或范式,并且以此寻找到一个经济学的大统一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旨在实现这个梦想。
高度数学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将所有不能数学化的因素都排除在外,最显著的就是熊彼特所强调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创造性毁灭。即使是最复杂的动态数学模型也无法描述这些人类经济体系动态演化过程里最根本的内在力量,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主角的经济学”。
完全竞争均衡的理念之所以挥之不去,就是因为完全竞争均衡有一个优美典雅的数学结构。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讲授数十年的著名讲义《价格理论》就高度赞美完全竞争均衡的数学之美。然而,正如张维迎教授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所指出的那样,完全竞争其实是没有任何竞争。[9]我想任何思维严密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这一点。完全竞争均衡理念的持久魅力正是其数学结构的优美典雅。
高度数学化之所以可能,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经济学者对人类经济行为本质的基本假设,即所谓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假设。假若我们抛弃这个假设,或者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就不能使用这样的假设,那么,经济学的高度数学化或完全数学化就没有必要。经济学可能需要平衡地运用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数学思维,而不仅仅是专注于追求数学模型的完善和优美。

注释:
[1]John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and Co., Ltd. p.4–5.
[2]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Macmillan and Co., Ltd. 1920, p. v–xvii.
[3]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Macmillan and Co., Ltd. 1920, p. xv .
[4]熊彼特认为至少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出版时,凯恩斯已经完全形成其世界观。
[5]乔治· J. 施蒂格勒:《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李君伟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
[6]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上)》19版,萧琛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8页。
[7]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卡尔·E·沃尔什: 《经济学》4版,黄险峰、张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页。
[8]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7版,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9页。
[9]张维迎:《经济学原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


作者系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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