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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优质中小企业,保护“一带一路”中国供应链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05-21

Supporting Excellent SMEs and Protecting China Supply Chain in the B&R
扶持优质中小企业,保护“一带一路”中国供应链
■ 曹洪

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包容性、开放性、创新性是解决瓶颈的基本保障之一。构建“一带一路”跨境贸易企业信用增信平台是金融科技的特长。但只有在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下,才能更好地培育出从科技增信、保险增信、到信用融资的商业价值链

自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简称:带路国家)的投资保持了稳步增长、合作领域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除了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制造业、农业等传统行业外,中国企业的投资方向逐步扩展到租赁业、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促进中国制造业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和中国供应链国际化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实践证明“一带一路”是一个可以持续开发和快速发展的增量市场。例如:仅2019年中欧班列就开行了8225列,同比增长29%,发运72.5万标箱、同比增长34%,综合重箱率达到94%,其中凡是中小企业参与比重大、市场化程度高的班列,物流效率也是最高的。

突发新冠疫情增加了“一带一路”风险

2020年以来,突发的新冠疫情增大了“一带一路”风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次突发疫情,使中国的“一带一路”企业除了传统的商业风险和市场风险外,面临着更大的营商环境风险和信用风险。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本来信用就比较弱,疫情发生后,部分国家又对中国企业人员加大了限制,更加麻烦的是有的国家不知如何恰当地防范传染,干脆采取了“一刀切”的措施,致使少数企业面临绝境,从而加大了信用风险。
第二,这次突发疫情,向中国“一带一路”供应链提出了严峻挑战。大企业“走出去”主要依靠投资,中小企业“走出去”主要依靠生产和贸易。中小企业是中国“一带一路”供应链的重要基础之一,只有中小企业真正“走出去”了,中国供应链才能全面走进“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是很多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环节,疫情对外贸领域供应链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制造企业上,需要得到应急性支持。
第三,这次突发疫情,影响了带路国家的人员交往和物质流通,明显降低了供应链效率,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形成巨大冲击。中国参与外贸的企业99%是中小企业,中国70%以上的外贸出口由中小企业贡献。经历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如果疫情应对不当,就会损害了我们的供应链,必然引发全球产业链的动荡和变局。因此,扶持“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质中小企业,就是保护“一带一路”中国供应链。
第四,这次突发疫情,从短期看降低了“一带一路”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从中长期看将减少大型企业原有的配套支持。目前中国部分“一带一路”中小企业,在资金、技术、品质和市场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缺陷,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不足。目前,有少数企业由于资金困境已被从自己所在供应链中剔除,因此,中小企业融资难将是中国供应链切入“一带一路”的最大瓶颈。目前在“走出去”供应链中,由于中小企业陷入资金困境,已经使部分大型制造、贸易企业感受到了配套困难。
第五,这次突发新冠疫情,降低了“科技金融”对“一带一路”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将比较有效的“科技金融”产品推广到“一带一路”科技中小企业,由于疫情不利于现场评审和监管,导致部分金融机构放慢了推广进度。科技中小企业的融资瓶颈是无形资产、专利、未来收益等质押有效性问题,而这正是“科技金融”的特长所在。

有效应对突发新冠疫情带来的风险

这次突发疫情,增加了“一带一路”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贸易类企业的风险,提出初步建议如下:
 
整合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的互补优势,开拓跨境供应链金融市场
第一,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应属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重大命题。中国供应链金融市场的保守估计约20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这也是最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方式。
第二,中小企业要练好内功,而不是一味埋怨银行不予支持。融资难的根本症结在于企业,如果强行要求商业银行降低门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那将会事倍功半。因为很多中小企业具有管理不规范,固定资产少,抵押、质押等担保品不足等问题。而且中小企业分散,数量巨大,情况复杂。一方面要准确、动态地识别、防范中小企业风险,另一方面又要控制管理成本,对于银行机构而言是一项两难的挑战。中小企业虽然做出了“五、六、七、八、九“的突出贡献,但是如果中小企业不加以改进,银企匹配难这一顽疾就无法治愈。
第三,引导金融科技企业建设跨境数字供应链平台,积极开展跨境供应链金融创新服务,以充足的金融供给刺激和驱动中小企业向数字供应链平台聚集。培育跨境供应链金融服务,应从供需两侧同时突破,从企业端解决,就必须从增值效益最大的方向突破,才能增加企业改进动力。显然,“一带一路”是增量市场也是高增长市场,只要有足够的金融供给和增值利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就有了基础。
第四,积极筹建“一带一路”中小企业信用增信平台。金融的基础是信用,运用供应链的增信功能,试点信用担保和信用贷款,不仅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还能提高企业资金利用效率、通关效率、交易效率和物流效率。所以,信用是打通跨境供应链的轴心。为了促进信用担保和信用融资,目前在建立信用体系方面,主要有如下两个思路:一个是征信的思路:这是财税金融领域的解决方案(信用调查),依托政府监管部门,建立跨部门、跨平台、跨区域、跨国家的标准化、国际化征信体系,用基于政府服务链和监管链上的信息和数据来判断企业信用和风险。由于中小企业琐碎而庞杂,外加带路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参差不齐,这个难度比建设国家征信体系复杂。企业外部监管链和服务链征信,是依靠间接信息和数据为企业授信和风控提供参考。一个是增信的思路:这是金融科技领域的解决方案(科技增信)。通过数字供应链平台的延伸,在不增加企业工作量的前提下,实时采集企业交易数据,还原企业的财务能力,挖掘交易信用,即直接从企业交易收入和第一还款来源收入入手,破解企业授信和风控难题。同时,鼓励海关、工商、税务等机构开放数据来校验和增信企业,这就需要建立“一带一路”跨境贸易企业信用增信系统。由于数字供应链更容易沿“一带一路”商业贸易延伸,还能及时监控企业实际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如果再引入国际国内保险机构为“一带一路”贸易企业提供保险担保,就可以更好地穿透各国的供应链基础设施和服务部门,从而以丰富的交易信息和数据增信企业。这方面欧美已有非常成功经验可参考。
第五,由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主导,率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小企业信用融资体系。如要打破中小企业融资瓶颈,就需要为企业提供配套政策服务;需要整合政府服务资源和第三方商业服务资源;还要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供应。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包容性、开放性、创新性是解决瓶颈的基本保障之一。构建“一带一路”跨境贸易企业信用增信平台是金融科技的特长。但只有在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下,才能更好地培育出从科技增信、保险增信、到信用融资的商业价值链。
第六,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科技管理机构、国内外保险机构联合起来,铸造“一带一路”科技增信体系,保险增信体系。最终目标是铸就服务于中小企业的跨境供应链信用融资体系,由此激发国家整体跨境供应链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科技增信需要企业本身的参与,如果没有金融供应的刺激,企业体验不到科技增信好处。以开放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导,整合横贯金融、产业、科技的跨界资源,结合快速发展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区块链等技术。将科技增信作为既能实现金融创新目标,又能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的两全之策。

以数字经济提升“一带一路”供应链抗风险能力
第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降低产业链、服务链对人力密集的要求。依托数字供应链增信积极开展信用担保融资、信用担保通关,加速物流智能化、金融智慧化、应用场景平台化,可以极大降低人员交往频率,减少人力密集的交易场景,大力提升“一带一路”抵抗突发疫情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大力引入保险创新,在这次突发疫情中,广大中小企业面临停工有损失、复工有风险的两难境况。很多保险公司通过创新出台了复工防疫保险,这对安抚企业主,降低企业负担,推动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发挥其在“一带一路”供应链中的稳定器作用。
第三,大力建设抵抗突发疫情的防灾防疫物资的数字供应链管理体系,建立全国或全球紧急备货机制,设置适当安全库存,加强防疫防灾物资的敏捷供应链,以增强“一带一路”企业的防疫抗疫能力。
第四,大力增强“一带一路”人力密集型企业的防疫物资供应链管理。将防疫物资作为产品生产要素的一部分,也可以回避复工后防疫物资跟不上的两难境地。对其所增加的成本,可以考虑适当给予政策性支持。
第五,将前期抗疫的经验和教训转化为财富和资源,目前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在全球蔓延,在带路国家和地区传播风险日益增大。新冠病毒疫情严重损害了“一带一路”的营商环境。中国从惨痛的教训中形成了一些先发优势。包括应急管理、诊断治疗、医疗队伍、生产制造等等方面。随着中国国内疫情的平稳,我们要积极地将中国在抗疫时期形成的防疫抗疫服务能力辐射出去,发挥稳定和改善“一带一路”营商环境的作用。
第六,要积极挖掘湖北、武汉以及其他典型地区的抗疫大数据,总结经验,构建模型,提前预测其他国家的疫情走势,可以借助大数据预测抗疫物资的需求,提前构建跨境抗疫物资供应链和全球销售链,建立全球化配送能力,一般抗疫防灾物资生产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如果将短期动员起来的巨大产能及时辐射出去,就能既为世界性抗疫提供物资保证,又可以为企业增加市场周期,给企业转型升级留足余地,有利于保经济和稳就业。将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危机转化为生产抗疫物资的中小企业崛起的机会。以此类推,我们绝不能忘记惨痛的教训,一定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科技,整合我们在抗疫过程中积累的产能优势和服务优势,为潜在的世界性疫情大流行做好支援准备。顺势推动中国供应链的全球化,以获得高质量全球化发展经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速。
第七,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从这次突发新冠疫情来看,中国政府的超强组织能力与民间的弱组织状态并存,防控疫情还存在着缝隙和漏洞,应对汹涌疫情缺乏灵活度。我们应该协助带路国家建设智慧城市,帮助这些城市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治理城市水平。如果发生了疫情,就由当地政府主导,组织多元化社会力量,快速调动、高度协同、严密组织。因此必须打破数据信息的垄断,只有开放,才能海纳百川;只有开放,才能包容创新,才能形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让智慧城市提供便利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敏捷的疫情应对能力。
第八,吸取历次突发重大疫情教训,大型城市应该设立“秒通”的疫情求助电话和呼叫中心,以及专门的移动呼救平台和公开求助平台,围绕这些平台建立充足的救助、救护、防护、和医治资源。要赋予这些平台快速动员资源和快速紧急调配资源的能力和权力,并常备安全库存资源,以应付紧急状况。这些系统对于复工后,防范疫情回潮,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是平安复工的保障。

作者系九星集团董事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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