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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需强化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内容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06-29

  The "14th Five-Year Plan" Needs to Strengthe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十四五”规划需强化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内容
■ 钟茂初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落实和完成,中国即将制定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五年规划纲要(2021~2025)。鉴于社会发展事业、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建议:将“十四五”规划的全称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将“十四五”规划目标对象准确定位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三者并重
关键词:十四五规划;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落实和完成,建议将“十四五”规划的全称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将“十四五规划”目标对象准确定位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三者并重,提出这一建议的主要依据是:
其一,对于“五年规划”,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内含及名称也在发生变化。如,从“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更名;再如,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自“十一五”规划起,“五年计划”更名为“五年规划”。进入新时代,名称及内容有所变更,亦符合新时期的时代特征。
其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之中,包含了诸多社会发展领域的目标。加之,新冠疫情过程中,暴露了中国社会事业领域(以医疗卫生事业为典型代表)存在诸多短板,暴露了中国社会治理领域(以应急管理、城市管理为典型代表)存在诸多亟待改进的问题,暴露了中国社会事业发展在总体上与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新技术、新产业的高速发展相比明显处于滞后状态。再者,以往的“五年规划”,实际上存在主要关注国民经济的发展内容,社会发展相关内容往往处于相对偏弱偏虚的地位。因此,“十四五”规划应当突出强化社会发展的相关内容。
其三,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内容广泛,具有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相并列并重的必要性。“十四五”规划应当以具体规划目标充分体现以下内容:一是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二是体现中共十八大、十九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三是体现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如果沿用以往采用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表述,无法充分体现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目标。“生态文明建设”内容难以完全包含在“社会发展”之中。
其四,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并非短期目标内容,相比国民经济而言,更应是国家发展的中长期重要目标,理应更明确、具体地体现在作为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十四五”规划等规划之中。在规划之中,也应像过去重视现代交通、能源及能源储备、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那样,去构建和完善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设施体系。
本提案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在“十四五”规划之中有关社会发展的规划至少应增加以下内容:一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社会发展的内容,应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发展目标;二是对照新冠疫情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社会事业各领域急需加紧补齐的各项短板,应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发展目标;三是对比国际上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应明确提出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新技术发展水平、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着力弥补滞后性的社会发展指标;四是以往的“五年规划”,更多注重的是硬件建设指标、规模指标和发展水平指标(人均指标),较少提出具体的功能性目标、软环境目标;较多注重“产能”的形成,较少关注“产能”形成后能否顺利转化为民众福祉的条件;较多关注增量发展,较少关注夯实基础的方面。因此,“十四五”规划中的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应针对上述问题加以强化和改进;五是在以往的“五年规划”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划,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提出规划目标,对于微观层面和时序层面如何落实缺乏具体的规划目标和举措。因此,“十四五”规划中的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应强化微观层面的具体目标和具体的推进举措。
其二,“十四五”规划之中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应包含以下方面:一是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也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因此,应将这一长期目标分解转化为“十四五”规划(2021~2025)的阶段性目标。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红线)、碳排放总量控制、污染总量控制等,应成为“十四五”规划各项经济指标的前置约束条件;二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各项制度完善目标,应转化为“十四五”规划的具体行动目标,如: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资源总量管理目标、排污许可总量目标;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如,明确各流域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等“三线一单”);三是“十四五”规划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应突出生态环境区域协同方面的规划,如,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黄河流域、京津冀、环渤海等都应明确其生态环境区域协同治理、协同保护的规划。
其三,新冠疫情之后,经济复苏刺激政策领域,也应把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补短板”、生态文明建设基础设施,放在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为“十四五”规划强化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三者并重奠定基础。


提案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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