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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企“走出去”管控风险要做在事前

来源: 发表时间: 2017-01-06

Chines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should control risk in advance when going abroad
中国农企“走出去”管控风险要做在事前


“一带一路”农业产能国际合作论坛上,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原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农业走出去,应该多多借鉴现有企业‘走出去’的经验,看一看如何能做好差异化经营,既为自己的企业带来未来,也能够融入当地企业,使当地的社会也受益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果。”他这样说:


当前,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呈现四方面特点,一是农业的价值和农产品的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基础。农产品价格的波动特征依然突出。二是在经历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的过程中,全球差异化经营是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发展机会。中国在农业既有领先的地方,也有相对落后的地方,这要根据所经营的范围而定。三是中国农业“走出去”仍处初级阶段,面临着非常强烈的本地化居民意识。中国人在各国是居民而不是公民,面对全球本地化居民意识与做法的长期瓶颈,跨文化交流与理解至关重要。四是中国的农业“走出去”在“走出去”的大时代大有可为。

中国的农业“走出去”还处在初级阶段

第一,借鉴中国其他行业和农业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农业“走出去”还处在初级阶段,和一些“走出去”的国家相比,中国还相对滞后,甚至是相当滞后。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当中,农业占比仅为约1%。建议应更多地关注余下98%~99%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然后再关注中国农业本身“走出去”的风险特征。
比如中国援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项目,该项目从2009年开始到2016年取得了当地农民的认可,每亩地大概可获得高达500元人民币的利润。农业发展不是短期的事情,要取得当地人的认可需要花时间。对于这个项目,专家的提示有五点。一是治安问题突出。二是办事效率低下。三是虽然劳动力便宜,但劳动效率较低。四是文化差异较大。五是要以开放的心态融入当地社会。中国其他领域的企业“走出去”也同样面临上述几点问题。
再比如,新希望集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制订了合适的战略,拥有国际化的法人治理结构,这和他的发展比较匹配,因为他的定位是面向东南亚进而辐射全球。要想提高质量,就要加强跨文化的研究和管理,做好事前的调查。核心问题是,在做可行性研究的时候不是算一算亩产、种子、劳动力的投入是多少就可以,还要更关注那些对投资确实有影响的软因素,特别是法律问题和税务问题。在相对落后的国家,法律体系一般不会健全,或存在有法不执行的情况。在税务层面也可能有自己国家的税法或各省、各州的税法。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中国农业“走出去”并不孤单,至少前面已经有98%、99%的兄弟们“走出去”了,所积累的经验非常值得用来参考和了解。
第二,食为天,地为本,政为要,算为基,险应保。首先,食为天,地为本。到任何一个国家去投资,都会对当地产生重大影响。民以食为天,企业是对该国根基进行触摸,不仅要触摸,可能还要“上下其手”。农业用地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只有拥有了土地,才能有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动了对方国家的根基,对此到底这个国家会不会支持?当地老百姓的态度是什么?有没有给当地带来就业?有没有带来税收以及税收规避等一系列最基本、最深远影响的问题。
其次,政为要。政策一定要搞清楚,在有些国家政府官员可以给予承诺,但是仅限于这一届政府,如果政权更迭,企业就会面临发生重大的危机。此外,如果该国政府官员给予了法律之外的优惠政策,那就一定要小心他的下半句话:“我的承诺是在法律框架下”,因为很有可能等到企业需要帮助找到他的时候,他会说:“对不起,请你先看一看法条,看一看政策。”对于政策,尤其农业的政策都是国家的基本政策。
再次,算为基。对于风险的预算,应先基于成本效益来算,即可行性研究,但是要把会影响收益的条件考虑在内,比如:税务总则是什么?劳工雇佣属于农业工人还是单纯农民,是否签订合同等问题。在有些国家容易形成雇佣合同,要想解除的成本可能是一到两倍,这些条件一定要进行综合计算。
最后,险应保。“走出去”一定会有风险,有风险就应该提前做保障。农业是一个风险相对集中、巨灾经常发生的产业,需要进行适度以及适合的企业经营保险方面的安排。

中国企业要走得出,走得稳

实际上,中国企业大都不太愿意,不敢、不想、不会“走出去”。曾有一位地方商务部门的政府官员这样说:“一是中国基础性服务不够,二是在法律、税务和风险管制的资源不够,缺乏国际经营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三是‘走出去’管理和促进性体系不够,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多做一点。”目前,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支撑不足是一个通病,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总体来说,企业一定要重视风险和风险的管控,且一定要做在事前,而不是事后。
全球绑架事件从2004年到2014年呈逐年上升趋势,中国企业员工在2004年在非洲遇袭率为3%,2009年到14%,到2014年上涨了10%至23%。这和中国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非常匹配,中国人已经成了“唐僧肉”。2016年上半年,中国人员驻外被绑架事件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50%发生在非洲。绑架成本不断创新高,防恐成本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常规成本。因此,中国人不仅在非洲,而且在全球投资的时候都需要把防恐成本作为投资的一个重要考量。各国间政策的变化和经济上的变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都是重大的危机和风险。特别是近几年农产品和原材料在整个国际价格体系上发生了较大转变,对全球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惑和阻碍。
中国农业“走出去”应该多多借鉴现有企业“走出去”的经验,看一看如何能做好差异化经营,既为自己的企业带来未来,也能够融入当地企业,使当地社会也受益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从任何一个项目或一个行业来看,中企已认知的风险只是浮在水面的冰山一角,包括换人经营也是一种风险,不仅存在待认知的内容,而且还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变化,就会出现新的风险、新的情况,需要不断去认知。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希望中国企业要大踏步地“走出去”,但是要走得出,走得稳。要想走得出、走得稳,就必须对风险做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请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帮助去处理风险。(本刊记者曹月佳 实习记者刘湃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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