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主页»每月杂志»融资实务»中国民间借贷利率调整之间的司法考量

中国民间借贷利率调整之间的司法考量

来源: 发表时间: 2020-11-16

Judicial Considerations on China's Private Lending Interest Rate Adjustment
中国民间借贷利率调整之间的司法考量
■ 顾雷


近10年来,普惠金融为长期遭受传统金融排斥的群体提供可负担的金融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却发现普惠金融在民间借贷领域利率日趋高涨,也给借款人带来了较重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为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高利率带来的究竟是金融福音还是金融陷阱。本文就是否要下调民间借贷利率问题展开讨论,分析了近期两种观点,从司法角度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什么样的机构才可以颁布民间借贷利率下调的法令?如何科学确定民间借贷利率?文章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帮助司法机关在处置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寻找到理论依据
关键词:普惠金融 ;民间借贷; 利率上限;司法审理


自古以来,人类就崇尚为弱势群体提供优惠金融服务的理念。先贤们创造了许多实践先例,如15世纪意大利的传教士就为贫困人口提供借贷,现代孟加拉“穷人银行”(Grameen Bank)和世界各地小微金融都为此做出了很多贡献。2005年联合国首提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以可负担的成本,有效、全方位地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金融服务。[1]亦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教授提出的那样: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应该是“推动平等社会宏伟目标最终实现”的最佳动力。[2]可见,普惠金融已经成为一种美好的理念和愿景深入人心。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普惠金融事业,为广大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和城镇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农村地区大多数民间借贷机构贷款利率长期居高不下,诸如小贷公司借款利率高达18%以上,农信社的贷款综合成本也差不多在15%~20%之间。很明显,这个利率已远远超出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回报率,超出了农户的承受能力,不仅造成了金融抑制,还抑制了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加剧了农村收入两级分化,违背了普惠金融发展的根本理念。
为了遏制日益高涨的民间借贷利率,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五年来,对于最高法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设置为24%,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利率标准太高,不利于保护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民间借贷利率不能任由民间借贷机构上涨,需要必要的法律干预。
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2020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联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了《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再次提出“抓紧修改完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显然,最高法的初衷是为了遏制日益高涨的民间借贷利率,但再次掀起了业内更大规模的争论。
支持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学者认为,最高法准备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主要具有三方面积极意义:
第一,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及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形势下,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对于纾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从源头上防止“套路贷”、“虚假贷”具有积极意义,并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司法保障。[3]
第二,加强金融风险行政处置与司法审判的衔接,强调司法机关与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有利于做好金融风险预警工作,提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动性、预判性。[4]
第三,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可以打击以金融创新为名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高利转贷行为、违法放贷行为,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秩序,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5]
同样,也有不少机构和学者并不认同最高法解释,他们提出异议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是当前疫情冲击经济情况下,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下滑严重,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有所上升,不良资产催收诉讼、打击逃废债更是困难重重,最高法“大幅降低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或将为金融机构的催收诉讼带来更大的压力,甚至会引发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6]
二是如果人为大幅降低贷款利率上限,就会影响金融科技公司自发进程,再次将已经形成的完整的信贷产业链条打乱,导致大批优秀的金融科技公司陷入经营困境之中。[7]
三是当下民间借贷造成社会矛盾的关键并非源自高利率,而是法律与监管缺失,信贷行为规制不足。过度限制利率水平,容易使风险偏高客户无法获得贷款,更让弱势群体反而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最后演变为普惠金融受害者。[8]
四是如果司法过度干预民间借贷利率,不用市场化手段解决民间借贷高利率问题,只会让民间借贷市场资金供给减少,使得各种地下钱庄、影子价格不断增多抬升,反而加大解决普罗百姓信贷获得性的难度。
五是单纯降低民间借贷的利率并不能真正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反而会破坏市场规则,形成国有银行垄断市场局面,并不利于发展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是站在各自立场和角度看待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问题。反对意见功利色彩较为浓厚,个别观点带有明显的机构背景,没有从借款人角度去体会利率畸高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更没有从国家战略高度去考量推广普惠金融的宗旨。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中国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调整民间借贷利率可以视为是适应我国当前金融发展形势的一种举措,因为中国国内宏观经济已经不足以支撑24%的借贷利率,适度调低一些也并非没有经济学依据。而且较低利率水平也有利于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对中小微企业融资起到了重要的分流作用,引导资本流入发展实体经济。当然,在调整民间借贷最高利率上限之前,有几个重要问题必须先弄清楚,否则讨论来研究去,不仅金融市场不会形成统一的结论,还会引发司法审判实践的认知不清,后果不堪设想。
第一,中国民间借贷是否需要适当下调?
笔者认为是需要的,尤其在中国金融市场尚不成熟的今天。理由有三:首先是民间借贷的大量资金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缺乏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管,容易滋生高利贷、“地下钱庄”及诈骗等非法金融行为,容易引发民事纠纷,干扰金融秩序,对社会的安定团结也有负面作用。山东发生的“辱母杀人案”、山东寿光菜农因借贷无法偿还而上吊自杀等案件,就是高利贷横行的一个缩影。在全国范围中,类似的民间借贷惨案并不少见。
其次,是民间借贷具有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的特点,其大部分资金都流向门槛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缺乏外部约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伴随技术进步,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高效率、低成本、优体验的金融服务,出现了打着普惠金融旗号追逐暴利、从事违法违规活动的乱象,严重侵害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民间借贷存在一定投机风险,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等情况,往往会引发不良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影响地方金融秩序稳定。
再次,从金融服务供给角度来看,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技术在互联网信贷领域的应用日臻成熟,在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贷款成本下降以后,调整民间借贷的定价利率也是一种必然选择,符合互联网信贷快速发展的轨迹。那些一面叫喊互联网科技的便利性,一面拒绝民间借贷下降利率的观点,无论是从理论逻辑还是市场实践都是说不通的。
第二,中国民间借贷利率政策制定权归属谁家?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显然,中国人民银行才是全国合法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其他机构无权介入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那么,最高法为何要介入这项高度政策性的领域呢?
当前中国民间借贷最高利率限制的法规是2015年8月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普惠金融行业一直就是比照这个利率标准执行的,并不是按央行制定的基准利率执行。这等于最高法实际上介入普惠金融领域利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了。由最高法通过司法解释设定一个利率上限是否符合中国货币政策理论?在普惠金融实践中可能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无论是2015年还是今天,都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事情。
第三,最高法大幅降低民间借贷的理论依据究竟在哪里?
相对于之前的24%、36%划分两道“红线”,形成“两线三区”的做法,这次最高法的意见是设定一个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基本上参考参考央行LPR报价的四倍比例确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数据,2020年07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一年期LPR为3.85%。如果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为一年期LPR的四倍,则意味最高不超过15.4%,较现在的民间借贷24%最高利率确实大幅下降了。
笔者认为,这个推论虽然有一定道理,比较接近中国人民银行先前颁布过的相关法规,也符合最高法大幅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意图。但是,民间借贷利率问题不宜简单化处理,需要综合金融、文化、习俗以及法律因素考虑,任何机械主义的强制方法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管制过严反而会弱化司法手段处置民间借贷纠纷的价值。极有可能合规、谨慎的民间借贷经营机构因利率太低而无法维持就干脆退出市场。而一些地下钱庄、高利贷组织死灰复燃,大行其道。在司法手段弱化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市场更依靠灰色的融资渠道恶性发展,民间借贷的利率也会越来越高。这种市场结构性反向选择的背后就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因为司法规定并不能取代金融市场兴衰,法官判决也无法决定信贷利率高低。
第四,最高法认定民间借贷的范围究竟应该多大?
按照传统金融分类,民间借贷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民营银行、第三方理财、民间借贷连锁、担保、银企对接平台、网络借贷、金融超市、金融集团、私募基金、民资管理公司、民资投资顾问公司、民资理财机构、民间借贷登记中心以及典当行。
那么,对小贷公司、互联网支付机构、互金平台、科技公司以及放款机构是否也需要调整呢?如果仅仅限制了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而忽略了互联网非银放款机构的利率上限,是否对民间借贷有失公允?
现实中,小贷公司、互联网支付机构、互金平台、科技公司以及放贷机构的利率都在15%~24%之间。如果这次最高法重新认定民间借贷最高利率,这些民间借贷机构都将面临巨大的生存问题。但问题是,这些机构对于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市场依然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互联网支付机构、互金平台、科技公司凭借场景、数据、金融科技的独特优势,有助于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缩短了银行等金融机构传统或“半线上”放贷过程中诸多环节的时间损耗,提高服务效率,显著降低时间成本、服务成本、机会成本等,节省了传统银行对借款人进行前期贷款资质识别的步骤和成本。
在客群触达方面,传统银行优势是服务于大型企业和优质客户,但短板是不善于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服务,因为开发小额信贷产品的成本过高,提升效率所需时间成本和科技成本较大。互联网支付机构、互金平台、科技公司往往拥有大量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的数据积累,并拥有相对有效的小额贷款风控模型,可以开展长尾客户筛选及评估工作,提升小额信贷服务效率,解决普惠金融业务中信息不对的问题,触达传统银行长期未能完善的小微群体渠道,以更立体的角度服务更广泛客户,提高普惠金融可得性。
从授信逻辑上看,传统银行信贷不仅需要借款人具备良好的征信和稳定的收入流水,还需要借款人提供房车等抵押物或担保保证,这对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下沉人群形成了金融排斥。小贷公司、互联网支付机构、互金平台、科技公司通过引入沉淀在体系内部的新型数据作为授信依据,让非传统银行客群也可以享受金融服务。凭借其自身优势收集处理丰富的场景和数据,能够更为精准地刻画线上活跃群体的画像,解决传统银行网点覆盖面不全以及缺乏优质信贷资源的劣势。
因此,最高法在修改民间借贷组织的放贷利率时,必须要通盘考虑上述因素,科学核定利率下调范围,特别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民间借贷,主要用于农药、化肥、农机工具方面。由于数额一般不大,而且手续简便、期限灵活,利率相对高一些,对此,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地区民间借贷考虑整体适当下调,从用途场景、农户情况、金额期限、还款能力、地域习惯等因素入手,对利率结构机制进行精细化、差异化管理。
第五,最高法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必须关注哪些细节?
当前,针对网络借贷、资管计划、场外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众筹等金融现象的司法应对举措,司法机关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主动性、预判性,打击涉互联网金融或者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规范和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这些都完全没有问题,也是应有之举。
但是,我们要兼顾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清晰民间借贷的内涵和外延。如果民间借贷利率大幅下降以后,如何满足被传统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贫困人群的金融需求,统筹兼顾利率市场化改革与维护正常金融秩序的关系,需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首先,司法机关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适用民法通则(《民法典》)、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认定民间借贷的合同效力,保护合法借贷关系,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案件处理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做到司法公正与金融发展的有机统一。对于因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上述违法犯罪活动而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做到法律威慑与社会公正的有机统一。
其次,民间借贷利率调整必须参考2019年最高法有关高利贷入刑的有关司法解释。2019年10月21日,两高、公安部和司法部印发《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凡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因此,最高法必须协调好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与认定非法经营罪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幅降低融资利率保护上限,假定这次调整民间借贷为15%的,那么《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36%实际利率就应该同步下调,将大大加剧这类犯罪案发率。因为从逻辑上讲,降低了高利的认定标准,意味着更多的人会被纳入到高利转贷的打击范围之中,将会有更多人士入刑获罪。所以,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不仅要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也要保护来之不易的市场融资环境。
最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中,密切关注各类敏感疑难问题和典型案件,对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认真分析研究成因,尽早提出对策,及时层报最高法。最高法应该根据全国民间借贷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整体形势,综合判断,统筹协调,避免因裁判标准不一致或者执行工作简单化而激化社会矛盾,加强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及时提出司法指导意见和司法解释,为有关部门提供有效、及时的法律依据和参考标准。


注释:
[1]中国银监会国际合作部课题组:《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借鉴》,2016年。
[2](美)罗伯特·希勒:《金融与好的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3]张瑜:《<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的解读》,摘自《金融界网站》,2020年7月26日。
[4]《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司法保障意见出台》,摘自《浙江省政府网站》,2020年7月25日。
[5]李大凯:《低利率普惠金融系列谈之(二十二):最高法院介入利率政策制定的正面和负面效果》,摘自《博雅普惠金融研究网站》,2020年7月27日。
[6]林木:《最高法“降低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对消费金融影响几何?》,摘自《九卦金融圈》网站,2020年7月24日。
[7]看懂君:《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不是说降就能降》,摘自《看懂经济》网站,2020年7月24日。
[8] 嵇少峰:《大幅降低民间借贷法定利率上限要慎行》,摘自《网贷之家》,2020年7月23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合作网站

新浪财经
新浪产权
万方数据
中国知网
中国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期刊数据库
金融界网
中山证券
中国资金管理网
价值中国
看看网
新三板资讯网
水工业网
国际财经时报网
ZCOM电子杂志
北京赫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opyright© IFMBJ.com IFMBJ.com.cn 2000-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图文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